江青住进西北旅社（又称“第三招待所”），一时间比较清闲，人也很活跃。朱仲芷、朱仲丽姐妹之父朱剑凡是湖南长沙人，曾经资助进步青年创办文化书社，与毛泽东有深厚交谊。来延安之前，朱家做好了湖南腊肉，让女儿捎给毛泽东。到延安第二天，朱仲芷给毛泽东送腊肉，蓝苹要求一起去。据朱仲丽转述的朱仲芷回忆：“江青跟我一块儿去的，也真见到了毛主席。可那天毛主席正好谈完话，在院子里踱步想问题，只和我们谈了几句话，没有请我和江青进窑洞里坐。我不敢多打扰，就把江青带回来了。”这次拜访很短暂，也很匆忙，在江青与毛泽东的情感进程中有何影响不得而知。但是，几天同行交往，江青给朱仲芷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25岁，好精干的人。”朱仲芷对江青的这个印象评价，应该是正面意义的。

江青离开上海经过济南、西安来到延安，没有携带党组织关系证明材料，只有一本影集。她要求恢复党籍，必须接受党组织审查取证，这样在西北旅社借住两个多月。党组织为了考验她，曾安排她参加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巡视团，对延安县各学校教育情况考察调研。当时农村卫生条件很差，走村串乡，工作艰苦，江青能够吃苦耐劳，深入细致，受到主持工作的副厅长陈正人的表扬。“陕北好地方，小米熬米汤，蚊子虱子成了王。”她对陕北农村的贫苦生活有了初步认识，没有抱怨和退却。根据江青本人提供的自传材料线索，党组织先后派人向李丽莲、徐明清等人了解情况，她们都只能证明江青在上海参加左翼文艺运动的事实，不能证明其入党情况。江青1933年2月在青岛由俞启威（黄敬）介绍入党，其时与徐明清尚不认识。后来，党组织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时任中共冀中区委书记的黄敬调查取证，得到肯定的答复。

1937年11月，江青的党员身份得到确认后，获准进入中央党校第12班学习。当时党校征用桥儿沟天主教堂为校址，共有学员四五百人，分为15个班级，其中第12、13班属于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干部。在此后六个月的时间里，江青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参加半个月的野营军事训练，整理农村教育调查报告，积极参加党校俱乐部文娱活动，是晚会上的活跃分子。但在学习讨论会上，很少发言，偶尔开口，态度诚恳谦虚：“我不大明白，请诸位指教。”

同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陈云乘坐苏联运输机，从莫斯科经迪化（乌鲁木齐）、兰州降落延安。1938年3月，与江青有同乡之谊的康生接替罗迈（李维汉）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他们都有他乡遇故知之感。

处于战争环境下的中央党校学习没有严格的毕业时间，主要根据工作需要，随时都有被调动参加工作的可能。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经过几个月筹备后正式成立，急需教学管理人员。江青不希望继续从事演艺生涯，但还是服从组织分配到那里去工作。她的行政职务是鲁艺戏剧系导演兼女生生活指导员，学校教务会议和训育会议参加人员。当时延安文艺演出活动非常频繁，鲁艺戏剧系承担着主要任务，演员紧缺时，老师学生一起上，演员剧务大家做。江青又一度活跃在延安文艺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