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九日）

我此时无异游子宁家，因香港及香港大学，乃我知识之诞生地也。我本未预备演说，但愿答复一问题，此问题即前此屡有人向我提出，而现时听众中亦必有许多人欲发此问者。

我以前从未能予此问题以一相当答复，而今日则能之。问题维何?即我于何时及如何而得革命思想及新思想是也。我之此等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至于如何得之，则我于三十年前在香港读书，暇时辄闲步市街，见其秩序整齐，建筑宏伟，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我每年回故里香山二次，两地相较，情形迥异，香港整齐而安稳，香山反是。我在里中时竟须自作警察以自卫，时时留意防身之器完好否。我恒默念：香山、香港相距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

我曾一度劝其乡中父老，为小规模之改良工作，如修桥、造路等，父老韪之，但谓无钱办事。我乃于放假时自告奋勇，并得他人之助，冀以自己之劳力贯彻主张。顾修路之事涉及邻村土地，顿起纠葛，遂将此计划作罢。未几我又呈请于县令，县令深表同情，允于下次假期中助之进行。迨假期既届，县令适又更迭，新县官乃行贿五万元买得此缺者，我无复希望，只得回香港，由市政之研究进而为政治之研究。研究结果，知香港政府官员皆洁己奉公，贪赃纳贿之事绝无仅有，此与中国情形正相反。盖中国官员以贪赃纳贿为常事，而洁己奉公为变例也。我至是乃思向高级官员一试，迨试诸省政府，知其腐败尤甚于官僚。最后至北京，则见满清政治下之龌龊，更百倍于广州，于是觉悟乡村政治乃中国政治中之最清洁者，愈高则愈龌龊。

又闻诸长老，英国及欧洲之良政治，并非固有者，乃人经营而改变之耳。从前英国政治亦复腐败恶劣，顾英人爱自由，众曰：“吾人不复能忍耐此等事，必有以更张之。”有志竟成，卒达目的。我因此遂作一想曰：“曷为吾人不能改革中国之恶政治耶?”

中国对于世界他处之良好事物皆可模仿，而最要之先着，厥为改变政府。现社会中最有力之物，即为一组织良好之政府，中国则并无良政府，数百年来只有败坏一切之恶政府。我因此于大学毕业之后，即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由此可知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香港也。

我既自称革命家，社会上疑义纷起，多所误会，其实中国式之革命家，究不过抱温和主义，其所主张者非极端主义，乃争一良好稳健之政府。我经多年之工作组织，卒将满清推倒，而建立一民国以代之。民国成立仅十二年，然自愿存在，必永久常在无疑。在此十二年间，困难至多，人民深遭痛苦，乃责革命家之造乱，谓旧地君主较优于今。然此事实漠视数重要问题，凡民国以人民为主人，我之目的，即在使中国四百兆人皆跻于主人地位，而如何取得此地位之法，一般人似皆未知之。此次改革如造屋然，旧屋已倒，新屋未成，而造成之后，幸福无量。今日之痛苦，实极小之代价而已。

中国以外，革命家之同志甚多，而反对者亦不少。反对派人谓中国改造民国之机会尚未成熟，以恢复帝制为宜。然十二年来复辟企图已有二次，一为袁世凯，一为清帝，均经失败。夫民国政治之未成功，乃因尚未全上轨道，而在过渡中耳。果欲中国长治久安者，必须首先完成此工作，即必须将新屋建造竣工。革命党所遭反对元素甚多：第一为满人，力图扑灭新思想；第二为官僚，务与革党为敌；第三则为军阀。必此等阻力悉除，中国始能永久平安。

党人今仍为求良政治而奋斗，一俟达此目的，中国人民即将满足而安居。试观海峡殖民地与香港，前者有华人一百万有奇，后者有华人六十万，我等未往该两地之前情形如何不必论，今则皆安居乐业而为良好公民，可见中国人民乃容易管理者也。

学友诸君乎！诸君与余同受教育于此，并在同一之学校，吾人必须以西国为模范，以共和之良政治传播于中国全国。

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三年三月七日《补记孙先生在港演说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