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蒙宋战争爆发以来，南宋四川战区虽然一再遭遇重创，但是像公元1254年春这样被蒙古汪德臣一支偏师彻底搅乱的局面却堪称空前绝后。第一个被拎出来充当替罪羊的是阆州知府兼利州安抚使王惟忠，罪名是“通敌”。在元代临安人刘一清所撰写的南宋政坛八卦文选《钱塘遗事》中，曾记录了一段“（余）晦诬（王）惟忠”的故事。大体的意思是说，余晦接到了南永忠叛降蒙古的报告之后，没有通知就在身边的王惟忠，而是故意先向王惟忠咨询这个人的情况，王惟忠对南永忠大加赞许了一番，称其“勇而义”，看到对方上套之后，余晦又接着问道：“有人说这个人靠不住，你觉得呢？”王惟忠当即表示：可以立下军令状，用自己的身家性命担保。余晦随即拿出南永忠叛降蒙古的报告，王惟忠当即愕然。

余晦和王惟忠是同乡，关系却并不好。对靠着父亲余天锡的荫庇而官运亨通的上司余晦，王惟忠格外鄙视，在余晦出任四川制置使之后，王惟忠经常用嘲笑的口吻叫着对方小时候的外号：“余再五来也。”

监察御史出身的谢方叔主持南宋朝政之后，有宋以来一直活跃的言官系统却逐渐走向瘫痪。出任右司谏的丁大全、右正言陈大方、待御史胡大昌都是靠着宋理宗赵昀宠信的妃子或宦官才爬上高位的，只知阿谀奉承、攻击异己，因此被时人讽刺为“三不吠之犬”。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余晦诬告王惟忠的案子不仅没人提出异议，甚至由弹劾人陈大方出任法官。最终被问斩于市的王惟忠也只能大喊：“吾将诉于天，以明此冤也。”同时倒霉的还有已故余　的家属，南宋政府以余　治理四川期间“聚敛罔利”的名义不仅抄没了余　的家产，还要其子余如孙拿出家产贴补军费。而真正应该对四川惨败负责的余晦却只是受到了解除一切职务的行政处罚，三年之后又风风光光去总领淮西财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