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利用“文化大革命”煽动天下大乱

“文化大革命”使林彪的地位陡然上升，也使他的政治野心急剧膨胀起来。林彪知道，他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并不稳固，与他资历相当，能力卓越的治国治军干臣栋梁大有人在。这都是他政治上的潜在对手。林彪要充分利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推波助澜，制造全面的社会动乱，以求在动乱中进行更大的政治投机，打倒党内军内一大批领导干部，巩固他的政治地位。

“文化大革命”为林彪实现他的政治野心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他要彻底把水搅浑，以攫取更多的实际权力。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中央军委为了保持军队的稳定和正常的工作秩序，规定军队的运动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把运动限制在少数部门。林彪对这种冷清的状态不满意，煽动在军内搞“四大”，特别指责部队院校搞了许多压制群众的条条框框。1966年10月5日，根据林彪的指令，军委、总政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否定了军委为稳定部队所作的若干规定，否定了党委领导运动的必要性，鼓励了“造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毛泽东对这个文件非常重视，批准下发。当日，中共中央就转发了《紧急指示》，要求县以上大中学校“坚决贯彻执行”。

《紧急指示》是林彪祸乱天下的重要步骤。《紧急指示》的核心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它不但是军队“文化大革命”由相对平稳到极端混乱的转折点，而且把“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恶风推向全国各地，各级党委受到造反派群众的“火烧”“炮打”的激烈冲击。除野战军外，全国各级党委的领导从此逐步中断，党组织陷入瘫痪，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批斗。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作了重要发言。他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说他们搞了一条与毛主席路线相反的“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

广大干部普遍不理解“如何搞文化大革命”，担心社会混乱的问题。林彪则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空论为回答，大谈他的“乱子观”。林彪说：“乱子有两重性。不要只看到坏的一面，看不到好的一面。……其实，这个乱子是乱敌人，而不是乱我们。有的时候，自己造一点小乱。……现在如果怕出这点小乱子，将来要出大乱子，牛鬼蛇神将来要造无产阶级的反，造我们的反。”

为了进一步论证“乱”的必要性，林彪在此提出了他著名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谬论。他说：“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因此，我们应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创造性。这次运动开始时，我们就没有规定多少章程。”这是推崇自发，鼓励偏激，愚弄群众，运动群众的理论。

毛泽东批准了林彪的讲话，大量印发到社会上去。林彪的“乱子观”和“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为越来越激烈的“造反”行动火上浇油，提供了具有毛泽东“好学生”权威的理论依据。

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下，群众造反的势头愈来愈大，迅速波及到工矿企业和农村。1966年冬，中央召开工交座谈会，研究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一伙竭力煽动把动乱之火烧到工厂农村中去。

周恩来、陶铸、余秋里、谷牧等中央领导，对“文化大革命”已经使工农业生产陷入混乱的形势忧心忡忡，力争缩小动乱的范围和程度，维护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他们的正确意见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无理批判。

1966年12月3日，林彪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说：“完全从生产上看文化大革命是片面的，我们用别的方法也能提高生产。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时期内也可能降低生产，如果用生产大小来评议文化大革命的成败是大错特错的。生产受一点损失，其他方面得点收获，在政治上得到收获，也是最大的收获。”

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江青、康生一伙对陶铸、谷牧等领导进行围攻，指责他们“以生产压革命”。林彪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说：“一定要认识工交系统有严重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很深。在工交企业同样如此。十年二十年潜移默化，我们的很多组织、很多干部受到影响。”“文化大革命开始是学术批判，后来发展到学生中间去了，现在进入到工人、农民中去了，进入全社会，现在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文化大革命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也是批判我们这个当权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