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接班人”堂而皇之地写入党章

1966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实际上成为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会议的选举结果虽没有公布，但事实上在党内外已等于公开化了。“以林副统帅为光辉榜样”的强势宣传，随着“三忠于”、“四无限”的造神运动，遍及城乡，深入老幼。

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多数老的领导干部不是被打成“走资派”，就是犯了路线错误，不是被打倒，就是被批判。没挨整的八届中央委员所剩无几。特别是反所谓的“二月逆流”之后，又一批南征北战、功勋卓著的建国元勋们被批判，十大元帅中没问题的仅剩林彪一人。

在一片“炮轰”、“火烧”声中，林彪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帅身份号令天下，“紧跟”毛泽东的资望影响更是无人可及。在1967年中央下发了关于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在第一条中就提到“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这种借群众之口的通报，更能有巨大的宣传效应。

1968年3月，林彪又伙同江青，调唆毛泽东，制造了“杨、余、傅”事件，打倒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进一步扫清了他在军队里的障碍。而被他打倒的人越多，就越能证明他的“正确”。这正是那个时代的荒谬。

“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动乱，使惟一能维持秩序的力量——军队的地位突出出来了。从1967年起，解放军奉命“三支两军”（支持“左”派，支持工业生产，支持农业生产；军事管制，军事训练）。在军队的维持下，各地勉强停止了武斗，成立起“革命委员会”。1968年9月，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它的主要领导成员大多是军队干部，实际是“军管会”的变种。军人集团的力量在动乱中崛起。正如当时所言：“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实际是为召开九大的预备会。按毛泽东这时“文化大革命”搞三年，明年夏季结束的打算，九大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的收尾阶段的大会。这自然是林彪、江青一伙认为趁机捞取政治权力的重大机会，是权力再分配的大会。因此，他们在会内会外都加紧了活动。

1968年7月21日，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给江青亲启的绝密信，送上康生排列的第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定为“有问题”的占总数的71％。在193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里，88人被列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7名被列为“靠边站，尚未列入专案”，29名被列为“有错误的或历史上要考查的”。

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59人，仅占总数的30%。而扩大进来的“中央文革”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解放军主要负责人等多达74人。甚至还有不是党员的造反派头头也参加了会议。

全会一开始，就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策划安排下，分组围攻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围攻所谓历史上“一贯右倾”的老同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不断遭到批判，甚至有时连请假写检讨也不允许。

康生给这些老同志扣上“反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路线翻案”等罪名。

江青把“中央文革”搞乱军队的罪责转嫁给这些为稳定党和军队而抗争的老同志，颠倒黑白地诬蔑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乱军”。

谢富治攻击说，“朱德同志从到井冈山的第一天起就反毛主席”，“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的”。

黄永胜诬蔑朱德“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野心”，“想当领袖”；诬蔑聂荣臻“一贯搞山头主义，搞独立王国，突出他个人，搞反动的多中心论”；诬蔑叶剑英是“‘二月逆流’的俱乐部主任”；诬蔑徐向前“没有做过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

吴法宪当面对朱德说：“你当了一辈子总司令，实际打仗的都是毛主席，因而你是个黑司令，不是红司令。”

攻击这些老同志的目的，是要搞臭他们，破坏他们的威信，消除他们的政治影响，为开九大时不把他们中的多数人选进政治局而作舆论准备。实际上是为九大的召开定政治调子。各地在传达全会精神中，大多点名批判了参加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黄、吴、叶、李、邱利用他们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把攻击老帅们的材料扩散到军队系统和有军代表的地方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