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上，我正在北京大学档案馆古朴典雅的宿舍里休息，迷迷糊糊中有人打电话给我，随手摁下接听键，往耳朵上一搁，随着一声“相伟啊……”，我触电般睁开了眼睛。

是母亲打来的。

母亲很少给我打电话，难道发生什么事了。我“腾”地坐起来，急切地问道：“妈，您有啥事吗？”

电话里传来母亲慈祥的声音：“相伟啊，天气转凉了，你在北京要多穿点衣服，记得买厚衣服，要保暖，你瘦，顿顿要吃好，得吃点有营养的，别不舍得花钱……”

“嗯，嗯……”

母亲一遍遍地叮嘱我，我一个劲地答应着。

母亲知道我从小身体不好，这么多年在外读书、工作，能够一路走到今天，凭的是吃苦耐劳的品质和顽强的毅力坚持下来的，现在能走到这一步不容易，其实，母亲也知道我吃了很多苦。

想到这些，我的眼睛顿时酸涩起来，挂掉电话，我再没有一点睡意。记忆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了20多年前。

1982年寒冬腊月的一个清晨，我出生在湖北广水的一个贫困山区，家里世代务农，除了种地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但是家乡的土地又十分贫瘠，家家户户只能勉强解决温饱问题。

即便如此，我的到来还是给那个贫寒的家带来了些许喜气，因为我的上面有个姐姐，他们都希望第二胎是个男孩，我就是他们美好愿望的产物。

在家里，我的父亲在爷爷奶奶的四个儿子中排行老二，但他却是几个儿子中最能干的一个。但不幸的是，我仅享受了五年的父子亲情，父亲就离我们而去了。

父亲是得病走的。我长大后听爷爷奶奶说，我的父亲做过乡村医生，当过村会计，在乡下有一个说法叫“灾荒饿不死手艺人”，那时我家的条件在父亲的努力经营下开始优越于其他家庭，这都是父亲没日没夜辛苦的结果。

我父亲的离世对爷爷奶奶的打击非常大，有好几年的时间他们都郁郁寡欢，而且一有时间，他们就会给我讲父亲的故事。

每当此时，爷爷总是习惯性地含着旱烟袋，坐在建有猪圈、牛圈，还有鸡鸭乱窜的院落里默默地抽烟，有时听着听着，我一抬头就看见他们泪花直淌……

但受打击最大的还是我的母亲，为此她的精神受到了异常强烈的刺激，性情温和的她有一段时间脾气特别暴躁，既不好好给我们姐弟俩做饭，也不收拾家里，有时还会动手打我们。

后来我学了心理学才知道，失去配偶对一个人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好在我的母亲坚强地渡过了这个难关，我想，也许是因为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需要她的照顾吧。

母亲的确把我和姐姐看做了她生命的支柱。除此以外，母亲真的没有办法了，眼看着天就要塌下来啦，一个女人怎么能撑起一个家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