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上海夏天的闷热，组织者还特地买了几张新的芦席，给代表们打地铺用。

住在这里的，有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东的包惠僧以及邓中夏等人。

并非所有参加会议的代表始终都住在这里。广东代表陈公博开会的时候，顺便带着新婚妻子来度蜜月，小两口住进了上海大东旅社。陈公博后来叛变了共产党，抗战期间又追随汪精卫做了汉奸，结局很不好。但他的“特殊化”为日后确定中共“一大”确切时间提供了宝贵线索——陈公博夫妇下榻的上海大东旅社恰巧发生了一起凶杀案，着实吓了这对新婚夫妇一跳，根据上海报纸对这桩命案的报道，可以推测出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

第一个报到的代表是北京的张国焘。他也不是这里的常住户，虽然留了他的铺位，而他却在外边另租了房子，主要是因为他还要承担会议的组织工作。

其他代表大多是几个人合住一间宿舍。唯一享受单间待遇的是湖南代表毛泽东，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的身材比较高大，不习惯睡地板上的芦席，而是睡在由两张长凳搭起的床板上，比较占地方；二是因为毛泽东睡觉爱打呼噜，吵得同屋人无法入睡，只好请他移尊他就。

会场就选在与博文女校相隔不远的李公馆——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

这是一座二层小楼，楼主是李汉俊的亲哥哥李书城，他是同盟会的元老，此时正与夫人在外地旅游，不在家中。

会议开始的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纪念日却被定为这一年的7月1日。这主要是因为确定建党纪念日的时候，对“一大”召开的确切时间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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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不同打扮、操着不同口音的人经常出入李公馆，不久就引起了上海租界警方的注意。

尤其是金发碧眼的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也叫尼可洛夫，俄国人）的到会，更是增加了不安全因素。开会期间曾有身份不明的可疑人物借故闯入李公馆，引起了马林的警觉，于是他建议终止会议，代表们立即转移，只留下主人李汉俊照应。

果然，租界的巡捕很快就找上门来，但他们在现场只找到几张纸，上面凌乱地记着几个共产主义概念名词，其他一无所获。再加上主人李汉俊一口流利的法语，让巡捕不敢等闲视之，搜查也就不了了之了。

闹出这么大动静，会议自然不能再在法租界开下去了。但开弓没有回头箭，重要的问题还没有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也绝不会因为这点小小的惊吓而停止。

会议只能换个地方了。有人建议去杭州开，杭州有西湖，景色很美，既能避暑又能开会，确实是个好地方。但去杭州的最大问题是找不到杭州本地人接应，安全没有保障。已经有一次涉险经历的大多数代表都不同意去杭州。

正在大家犯难的时候，一位年轻俊秀的女子轻启朱唇，说出一番话来。

这位少妇就是李达的新婚夫人王会悟。她不是“一大”的正式代表，而是负责望风传递消息的交通员。王会悟建议，会议完全可以转移到离上海更近的浙江嘉兴继续开，嘉兴曾经是她的家乡，虽然是农村但环境优美，有著名的旅游景点南湖，上海市民消暑的时候，多喜欢到浙江嘉兴游赏荷花，不容易被人注意，还能节省下一大笔路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