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这些受过西方文化系统熏陶的人就发现自己错了，不是一般的错，而是大错特错，并且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高昂的代价。

有关俱乐部最初的警讯是从远在湖北的汉阳铁厂传过来的。1922年7月，也就是安源工人俱乐部成立两个月之后，汉阳铁厂的工人闹起了罢工，原因之一就是厂方解散工人俱乐部。

汉阳铁厂的罢工以资方的妥协而告终，这使得路矿当局不得不重新审视安源工人俱乐部。由共产党掌控的俱乐部并不只是一般的消遣娱乐场所，工人们绝对不会因为关闭一个赌场、妓院或烟馆而罢工，那些地方只能是给人们以感官刺激的“小乐”，而工人俱乐部带给工人的是“大乐”，是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在某种程度上说，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激发了工人们对幸福的渴求，略显简单的股份制让他们初步体会到了做人的基本权利。李立三老师经常给大家讲“剩余价值”，工人们明白自己并非是天生受穷的命，也不是老板养活了工人——那是不折不扣的鬼话——恰恰相反，是工人的血汗养肥了资本家、工头、官吏等各式各样的吸血鬼。

此外，廉价而又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使安源煤矿工人直接感觉到挣的钱太少，而且用于消费和休息的时间也太少了。所有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怎样才能改变现状？每个有头脑的工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不满情绪在安源悄悄酝酿和传播。路矿当局似乎也察觉到这种不满，不得不派常务副矿长舒楚生到工人俱乐部视察工作，以示对工人生活的关心；同时放出风去，要给俱乐部补充津贴经费、拨给俱乐部房屋，优厚的条件意在笼络、收买和安抚俱乐部。

但出乎当局意料的是，意想之中贫困户拉着矿主的手，感激涕零地说出一大套话的情况并未出现。相反，舒副矿长代表组织的访贫问苦，却变成了示弱的表现，给工人的印象是资本家自觉理亏，如果没做亏心事，平素高高在上的副矿长为什么对身份卑微的“炭古佬”如此谦卑？如果工人俱乐部不是代表如此众多的工人，矿方怎么会去讨好俱乐部？

路矿当局刚一出手，就在舆论战中输了一招。

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决定打蛇随棍上，不再给当局出手的机会。他理直气壮地代表工人提出一系列要求，主要是发放清付积欠工人的工资，态度强硬地声言，如果矿方不同意就发动罢工。矿方认为俱乐部开出的价码太高，实在不能答应条件。李立三于是将矿方的答复广为宣传，果然激起了矿工们更大的不满。

俱乐部决定将罢工的威胁付诸行动。为了赢得这场罢工，中共湘区党委秘密派遣两大高手前来助阵：一位是曾经领导长沙泥木工人罢工，并先期来安源考察过的毛泽东委员；另一位是在上海劳动组合书记处担任要职的政治新秀刘少奇，他们到安源与李立三一同推敲了罢工的总体计划和每一个细节。之后毛泽东返回湘区党委汇报，刘少奇则专门留在安源，协助李立三领导工人罢工。

要想罢工取胜，最大的顾虑就是人心不齐。此时工人俱乐部正式登记在册的会员有七百余人，不及工人总数的十分之一，这些人能否发挥骨干作用？如果罢工人数达不到相对多数，那么倒霉的将是参加罢工的工人，他们轻则会被矿方开除，重则蹲监狱，工人俱乐部从此在安源再无立身之地，共产党在安源的付出将付诸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