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洋二百元，从本月起实行。

(十)以后路矿两局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

(十一)窿工（矿工）包头发给窿工工价，小工每日一角五分递加至一角八分，大工二角四分递加至二角八分，分别工程难易递加。

(十二)添补窿工工头，须由窿内管班大工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

(十三)路矿工人每日工资在四角以下者须加大洋六分，四角以上至一元者照原薪加百分之五。

对照达成协议的这十三条，与原来的十七条相比，工人明显作出了让步。平心而论，原来开出的条件有虚高的成分，在策略上是用来讨价还价的，作出让步也是情理之中，签订这十三条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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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源“罢工历时五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以共产党和工人的完胜而落幕。

罢工取得的红利是巨大的，包括政治红利和经济红利。

人们或许对工人的纪律性印象最深，不知道共产党是用了什么办法。

实际上，工人严格的纪律性源自严密的组织。刘少奇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透露了这个秘密。原来安源工人俱乐部借鉴了俄国工会和法国工团的经验，以“十人团”为基本单位。所谓十人团就是每十个人为一个单位，相当于军队的一个班；每个十人团推举一人为首领，相当于军队的班长；每十个十人团组成一个百人团，推举出来一个首领称“百代表”，相当于连长；若干个百代表推举出一位总代表，形成俱乐部的最高权力机构——“主任团”，主任团再选出一位主任（李立三就是首任主任）作为召集人。重大决策由主任团作出，再按照从上到下的严密组织系统严格贯彻下去。

因此刘少奇在报告中写道：“此次罢工，如果没有俱乐部的指挥，工人的行动只是盲目的、极无系统的；而且群众运动的热度是不能持久的，运动过后，群众气冷，即成一盘散沙，无法使之维持永久。”

罢工胜利之后，工人俱乐部的势力几乎控制了整个安源地区，用路矿两局的说法，“萍矿之命脉，已操俱乐部之手”。工人们认识到，要想提高地位除了团结斗争别无他途，加入工人俱乐部成了身份的象征，俱乐部会员每月需按时交纳会费，三个月不交就要被除名。

罢工胜利也给俱乐部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每月可以从矿局领取津贴一千元，从路局领取津贴一百元，可收到常月费（工会会员费）四百八十元，每月收入达一千五百八十元。除去各项必要的开支，俱乐部每月还能节余很多钱，用于支援其他地区的工人兄弟。

这些钱都是怎么花的呢？

俱乐部为自己争取到三处房产，建起了一座能容纳两千人的讲演大厅，经常请一些剧团上演文明戏。矿区内有了工人图书馆，能看到各地的报纸。工人补习学校扩大规模，由一所变成了七所，另外还建了一所工人子弟小学，七百余名工人子弟享受免费的义务教育；矿内小学聘请的老师每月工资三十元，比长沙和南昌市内小学教师的工资还高。

矿区内部的秩序转由工人纠察团维持，当地军警都不能插手。工人还有自己的裁判委员会，司法独立，俨然成了社会主义理想的试验田，被人们称为“小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