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协会当然不能让这块到口的肥肉溜走，于是就在各处设卡拦截。外商便以商品被农会没收为由，向武汉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两湖地区的外商本来就对农民的反帝运动抱着深深的恐惧，正好找到借口，也都纷纷撤资离去，包括海关的外籍雇员也都撂了挑子，武汉政府只好临时组织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海关管理委员会接管，于是外商又造谣说湖南已实行收回海关、没收外国人财产的举措，造成了更大的国际纠纷。

如果农民协会高举爱国主义的大旗，只对帝国主义的奸商下狠手，武汉政府或许还能忍受。关键是农民协会也不怎么买国民党政府的账。当时英国军舰卡断了长江下游的水路交通，江浙一带的粮食运不进两湖，武汉政府军队的军粮只能靠在当地征集。湖南是产粮大省，湖南农民协会控制了粮食供应，武汉政府想调湖南粮食到湖北，非得经过湖南农民协会认可，否则不能出境。这种做法当然会引起武汉政府和军界的不满，认为农会不讲政治，故意刁难。

更让武汉军方感到恐惧的，是农民对农村土地的要求。为了缓和与农民的关系，武汉政府土地委员会曾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分给贫农耕种的方案，规定家有肥地五十亩、贫瘠地一百亩以上都在被没收之列；对租种别人的土地的农民实行减租百分之二十五的优惠（即所谓“二五减租”）。

这下贫雇农高兴了，比较富裕的农民和地主却倒了霉，尤其是军队中高级军官更是举双手反对。他们在枪林弹雨中打拼多年，挣了一些钱就图个在家盖房置地，以后告老还乡、解甲归田也有个安身之处。现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这么一搞，大家这么些年的命算是白革了。

军方实力派首领唐生智、何键派代表参加了土地会议，强烈要求制定《保护军人家庭财产法》，以安前线将士军心。何键身为军长也不能幸免，他父亲在湖南醴陵被农民协会抓了起来，戴高帽子游街，何键气得咬牙切齿，破口大骂农民运动是“游民行动、痞子运动”。

由土地问题导致的杀人事件时有发生，双方互相报复仇杀，手段极其残忍，砍头、枪毙已经稀松平常，诸如剖腹剜心、“点天灯”之类的酷刑也出现了。

革命的农民要过上健康的新生活，自然主张禁烟并限制饮酒。湖北黄冈的农民协会铲掉烟田、禁止酿酒，致使武汉政府无税可收。国民政府法律上禁烟禁赌，但对烟馆和赌馆基本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便是在革命策源地广东，每月征收烟赌税至少有一百五十万元。黄冈县的农民协会断了政府的财路，政府便下令将农会解散，并缉拿农会骨干。

城市工人的工会也有很大的权力。工会可以直接逮捕人，召开群众大会就可以判决。就连国民党左派领袖徐谦也看不下去了：“工人纠察队自行去掳人，是私行逮捕，破坏了国家法律。”“以后捕杀反革命只能由政府合法机关执行，其他机关只有报告，无直接行动权。”

武汉有个资本家关闭工厂企图将现金私运出去，被工会发现报告了汉阳县政府，并派人接管了工厂，武汉政府大发雷霆，以违反政府保护工商命令为由，解散了工会。武汉工商业店主交纳的税收，是政府的重要经济来源。为了征到足够的税，政府替商人说话，要店员延长工作时间，并以店员不属于工人阶级为由，解散店员工会让店员受商会辖制。工会找政府评理，政府竟然说：“革命时代的工人也应牺牲一点来帮助革命，使革命成功，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