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生前友好的捐款和接济，北京大学发放的抚恤金也成了李家遗属的重要经济来源。

学校给的抚恤金是有时间和金额限制的，规定期满后抚恤金还发不发？李家的遗属仍住在北平，生活极其贫苦，谁能忍心看着她们孤儿寡母沦落街头？

就延长对李大钊遗属抚恤金发放的问题，北京大学召开过一次校务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延长李大钊遗属抚恤的议案刚一提出，就有人表示反对。反对者抬出了规章制度：北京大学从来无此先例，不好独为李大钊遗属网开一面，要是别的遗属攀比怎么办？反对者还有一层意思没有说出来：李大钊是政治犯，学校“划清界限”犹恐不及，反而延长了他的抚恤金，会不会被政府理解为对着干呢？

时任校长的蒋梦麟静静地坐在会议桌旁，听完了反对者的理由，然后轻轻地、一句一顿地说道：“诸位同仁说得也许有道理。但如果本校之中，谁要像守常那样，为了主义而被他们绞死，我们也可以多给一年的抚恤金。”

蒋梦麟人长得小小的，瘦瘦的，貌不惊人，他本人不是共产主义者，也未必赞成李大钊的学说，甚至跟李大钊本人也没什么深的交情。但他的这番话却像锤子一样，敲击着在场每一个人的良知。

会场顿时陷入一片寂静，没有人再说话，仿佛大家都在扪心自问。

议案表决的时候，反对者的手再也没有勇气举起来。

李大钊的灵柩整整停了六年，最后才被安葬在北平西郊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蒋梦麟为李大钊的公葬和遗属赡养发起了募捐。曾经的北京大学同仁蔡元培、马叙伦、许德珩等以及李大钊的生前友好鲁迅、李四光等一百多人为李家捐了款，款额达六百余元。李大钊出殡的时候，送葬队伍越聚越多，以致“车辆拥挤，不能通行”。共产党北方地下组织送来了刻有镰刀斧头的石碑，当时不敢明摆，仿照六朝墓志的办法，将碑埋在了墓内。

李夫人在丈夫下葬一个月后，因思念成疾，贫病交加去世，安葬在李大钊墓旁，由好朋友刘半农写了墓碑。两次葬事开销以外，捐款还有节余。钱交给北京大学会计课，后又存入北京金城银行，以所得利息供李大钊的孩子们生活。

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进占北平，北京大学南迁，这笔钱不知所踪。

4

“不要以为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中国革命！”

李大钊惨死的消息传到武汉之后，对于刚刚经历了“四一二”事变的中共中央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联合在武昌为李大钊举行了近万人的追悼会，张太雷报告了李大钊殉难的经过。

回想起李大钊的为人，满场的人，包括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在内，很多人都遏止不住悲痛的情绪，有人号啕大哭，会场上哭声一片，“申讨奉张军阀，誓不与共戴天”的口号响彻云霄。

李大钊被捕与被绞死的时间，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的时间大致吻合。于是南北两家著名的左翼报纸——北京《晨报》和汉口《民国日报》几乎同时披露了一个消息，内容大致是“蒋介石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死以免后患”，以此来证明蒋介石与张作霖是一丘之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