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人遇到山火的时候，往往先顺风点燃自己周围的干草和杂树，烧出一片空地，才能避免山火烧到自己。冯玉祥采取的正是这个策略。如此一来，不管是共产党的北方区委还是国民党的北方组织，都很难在张家口地区立足。

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对冯玉祥寄予很大希望，曾经试图说服冯玉祥反对蒋介石，遭到冯玉祥的拒绝，他采取了中立的态度，不仅没有公开谴责蒋介石的右派行径，而且是将有关的战报在送给武汉的同时，也送到南京。

冯玉祥态度不明朗，汪精卫决定前往郑州，最后试探一下冯玉祥的态度。

6月上旬，汪精卫、徐谦、孙科、唐生智、张发奎、邓演达、于树德等武汉政府要员北上郑州，会见冯玉祥，并召开郑州会议。此时第二次北伐接近尾声，冯玉祥率部从潼关出师东征，协同北伐军取得了河南战役的胜利。冯部仅以伤亡四百多人的代价取得河南重镇开封，控制了京汉铁路线，获得了奉系军阀遗留的大批军火，成了二次北伐军事上的最大受益者。

郑州会议的主题，本来是商讨继续北伐还是东征讨蒋的问题，不久就掉转方向，矛头直接指向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

汪精卫旁敲侧击，认为现在的工农运动在“许多方面看不下去”，徐谦、孙科、何键等人也纷纷控诉工农运动已经使得两湖地区“有百业俱废的趋势”。冯玉祥除了对两湖地区的农民运动表示不满之外，还直接指责共产党阶级斗争学说：“在两湖提倡起什么阶级斗争来，使工人与厂主打，佃农与地主打，店员与店东打，闹得互相乱打，民众无法生存。”不仅如此，冯玉祥对“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论也颇有微词，认为“损伤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指责共产主义“贻害无穷”。

为了证明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冯玉祥还举了两个实际例子。

第一个是官兵平等。他说：“在潼关的时候，有共产党人对兵士说：‘我们兵士步行，长官骑马，这可算是平等吗？所以要平等，非打倒一切阶级不可！’后来兵士果然反对长官骑马，军官无法指挥士兵。”

第二个例子是男女平等。他说：“妇女协会成立后，潼关一带的妇女天天出外开会、搞运动，置儿女和做饭家务于不顾，引起丈夫不满。参加协会的妇女振振有词，说儿女非我一人所生，家庭工作亦应平均分配方算平等。从此家庭不安。”

看到冯玉祥如此态度，汪精卫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郑州会议上虽然有邓演达、于树德为共产党进行了辩解，但毕竟是少数派。

会议期间，汪精卫和冯玉祥又在小范围内进行了密商，冯玉祥提出“宁汉合作，共同分共”的主张，汪精卫对前者未必感兴趣，但对冯玉祥说出分共的主张表示赞赏，双方达成共识。

郑州会议被称为“断送大革命的最后一幕”，为国共合作唱响了挽歌。

3

就在汪精卫等人动身前往郑州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也召开了紧急会议。

根据苏联解密的档案记载，陈独秀并不像后来宣传的那样，是位“右倾机会主义者”；相反，他的态度相当左倾。陈独秀赞成托洛茨基的观点，这也是他日后成为“托派”的重要原因。长沙“马日事变”后，陈独秀就主张共产党应该果断地退出国民党，并两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