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是苏北重镇，南北向的津浦铁路和东西向的陇海铁路在这里交汇。武汉国民革命军北伐河南的时候，蒋介石从南京分兵三路向苏、皖挺进，于6月初占领徐州，将奉系军阀赶到陇海线以北，控制了陇海线东段，与占据陇海线中段的冯玉祥会师。

6月20日，冯玉祥、蒋介石在徐州会面，双方签订了八条盟约。

蒋介石答应每月接济冯玉祥部军饷二百万元，这个数字是武汉方面的两倍，以换取冯玉祥联合反共。会后，冯、蒋联合通电全国，冯玉祥公开致电武汉政府，攻击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是“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慌之毒，以致社会根本动摇，国民无一安宁”，逼迫武汉政府“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设法使鲍(罗庭)归国，武汉与南京国民政府合而为一”。

冯玉祥的通电给了鲍罗庭当头一棒。此前两周，社会已经风传冯玉祥与蒋介石即将同流合污的消息，共产国际的刊物还出面辟谣，斥责这种说法是“帝国主义的谣言”。现在“谣言”终于成了现实，冯玉祥这匹马不仅要跳槽，而且要掀翻马槽。

徐州会议结束后，冯玉祥回到郑州，立即将分共的主张付诸行动，要求其下属“勿为第三国际所利用”，下令将所有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遣送回国，并将所有共产党员从军中清除出去。但冯玉祥也留了一手，并没有像蒋介石和李济深那样大开杀戒，而是采取比较和平的手段，给遣散的共产党人发放了充足的路费，美其名曰“礼送出境”。这也为冯玉祥日后再次与共产党合作，留了一个见面之机。

既然主人下了逐客令，鲍罗庭也不好意思再待下去了，谢幕的时间终于到了。

鲍罗庭离开武汉的时候，汪精卫假惺惺地到车站去送行，临别时还不忘提醒鲍罗庭，苏联原来许诺援助的款项还差一部分没有寄来，请他回去后向苏联同志催要。

汪精卫这匹马还要吃到最后一口草，才肯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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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易的印度老乡泰戈尔曾经感慨道：“是我们看错了世界，反说世界欺骗了我们。”

冯玉祥和国民党左派的急刹车，固然有其投机和趋利避害的一面，但根本原因还是与共产党志不同，道不合。如同出身赤贫的夏斗寅反对农民运动一样，冯玉祥贫苦出身并不保证他支持土地革命。

中共中央被一系列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喘不过气，有些不知所措，决定自行解散汉口的工人纠察队，交出了枪支以免留给国民党武装挑衅的借口。邓演达也主动辞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表现出主动缓和国共关系的姿态。

中共中央的软弱引起了共产国际的不满。

7月10日，苏联《真理报》公开发表了布哈林《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的文章，严厉批评中共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两天之后，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政治局会议，即将回国的鲍罗庭公布了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的训令。这个训令早已发布，扣在鲍罗庭手里已经十几天了。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陈独秀被停职去莫斯科“学习”，理由是过分妥协；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常委会（称“五人小组”），履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职权。原则决议利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动兵变，并在相关的省份举行农民暴动，领导即将开始的土地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