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庆星大学中韩文学讨论会上的发言

今天这个文学活动是我参加过的所有国际文学活动中内容最为具体、清晰的，最具明确意义的。因此，可能也是最值得每一位参加者日后回忆、怀念的。在大家都谈论中韩双方的具体作品时，我想就两国文学作品翻译的选择性标准与差异，谈以下几点看法。

一、就数量而言，韩国翻译的中国文学——以小说而论，新时期的10年来，根据朴宰雨教授201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布的中国作家在韩国翻译出版的作品数字，及我在中国了解的中国作家的作品版权被韩国出版社买去还未及翻译出版的作品数字，二者加在一起，作家大约在60人，作品大约有200部。其中莫言、余华、苏童和曹文轩等，每人在韩国翻译出版的作品，都有六七部之多，有相当的影响。但这10年来，中国翻译的韩国文学，仅在三十几部。就纯文学而论，有较大影响的是广州花城出版社几年前出版的“韩国当代作家丛书”。从这悬殊的数字统计来说，中国对韩国严肃作家作品的翻译，远远不如韩国对中国严肃文学的翻译。从表面上看，两国彼此的翻译，呈现出较大的反差。似乎就文学作品来说——当然不是那些让中国的年轻一代着迷的电影、电视——韩国的出版社和读者更热衷于中国的作家和作品，而中国的出版社和出版公司及读者，则相对疏远韩国的作家和作品。但考虑到中国有13亿人口，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有两万多部这庞大的数字，单成为中国作协会员，被称为作家的人数就有7 000多个，那么就人数而言，韩国人口基数较小，作家总人数比中国作家人数也相对较少的情况，韩国被介绍到中国的作家的作品数量，与中国被介绍到韩国的作家的作品数量还是均衡的，甚至是偏高的。因为，在中国可以称为作家或自称为作家的人数要在万人之上，而韩国可以称为或自称为作家的人数不一定会超过这个数字的1/10。

二、就选择标准而论，从我们的选择角度去谈，韩国的出版方是既兼顾了韩国的大众阅读，也兼顾了韩国读者对纯文学阅读需求的。在中国，在我的那些写严肃作品的朋友中，几乎所有的或绝大部分的作家，都有作品被介绍到韩国来。看很多中国作家在出版作品时写的个人简介中，他或她都会说自己的作品被翻译成了韩语、日语、英语等。而且在这种说明文字中，说到被介绍到韩国的是最多的——当然，也不排除那些骗子作家的作品，从没被介绍到国外，他也要在简历中写上他的作品被输出到韩国去。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中国，作家欺骗读者是可以不负任何法律责任的，就像你们到北京吃了地沟油，中国的餐馆不负责任一样。反之，从韩国被介绍到中国的文学作品看，被介绍更多的、更有影响的，还是那些被改编成影视后十分畅销的作家和作品，如《我的野蛮女友》、《菊花香》、《那小子真帅》、《狼的诱惑》、《大长今》和《七朵水仙花》等。在中国，真正有影响的韩国作家，不是那些纯文学作家的作品，而是那些有市场、可以赚钱的畅销书作家和作品。这和中国严肃作家在韩国有相当影响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照。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阎连科不那么爱国的结论：就是韩国出版方和读者似乎更偏爱有一定价值的纯文学作品，尽管他们也介绍了很多中国的影视小说和畅销小说，但纯文学作家和其被翻译的作品，还是占主导地位的。而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韩国纯文学作家的作品在整个被翻译的韩国作品中，并不占主导，构不成韩国被翻译作品的主要阵容。分析这种情况，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一方面是韩国的读者和出版方的文学品位在一定程度上高于中国的读者和一些中国的出版机构，另一方面，是今天中国的图书市场，比韩国的市场更为初级、混乱，更注重利益和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