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故事的奇异与狂欢性的感受。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人是从几十年的封闭、压抑中突然被解放出来的，对故事中的狂欢、炸裂、叛逆和宣泄的情节有着天然的渴望。美国小说中的“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那些作家的作品中的情节恰恰充满了反叛、嘲讽、寻欢作乐、不负责任和对神圣的批判，这样的作品不受中国当时的读者的欢迎，那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喜爱这些和讨论这些，是当时中国文化的时髦。而卡尔维诺的小说中不能说没有这些元素，但毕竟少一些、淡一些，更为克制一些。他在写作中实践他的“零时间”时，其实也在实践着作品中人物和作家的“零情感”。

三、语言和形式探索中的声势大船与文学海洋中的孤独小舟的关系。20世纪的9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最为热衷于小说语言与形式探索的一个高潮期。那时候中国文学中的“新探索”小说写作潮流中，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家。这些作家至今还活跃在中国文坛的前沿，他们的写作仍然在影响着许多人。就语言与形式而言，他们那时主要的写作与阅读的资源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夫卡和福克纳以及美国小说“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和法国“新小说”等。拉美小说走进中国是大家乘着“文学爆炸”这条文学大船一拥而入的。如果没有拉美文学这只大船的承载，博尔赫斯就不会有今天让中国作家和读者喜爱的热度。海明威和福克纳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而那时——甚至到今天，中国读者都对诺奖获得者有着一种盲目的崇拜心理，所以，他们受到高度关注是顺理成章的。而美国别的作家和作品，也都在美国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烘托中，显出了文学的强势，加之那些作家和作品，如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米勒的《北回归线》、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和金斯堡的《嚎叫》、克鲁亚克的《在路上》等，确实个性鲜明，追求明确，他们在同一文化背景下，成群地涌入了中国。这其中还有“意识流”的代表作家们和法国“新小说”流派的作家们，他们成群结队，一拥而入。这时的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走进中国时，相比之下，就显得势单力薄、孤军奋战了，尽管他在小说形式的探索和实践上，要比以上作家走得更远，也更为丰富。可毕竟，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既不能像美国作家那样，无意识地借助一个大国的文化强势之舰，也不能如拉美小说和法国作家那样借助在世界上业已形成的流派、旗帜、主义的号角与召唤力。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和小说形式的卡尔维诺在中国当时文学的狂欢中，被别国他家集体高呼的声音所淹没就不足为奇了，遭到相对的冷遇也就不无道理了。

卡尔维诺在中国文学黄金时期的热潮中受到冷遇的原因，我们还可以说出很多来，但从以上的因素，我们可以多少理出中国作家、读者、批评家和出版者大致的一些特点来。当然，错过了那时走入大批中国作家和读者视野的黄金期，不是说卡尔维诺在中国没有他应有的地位了，就今天来说，还是有很多中国作家与文学爱好者喜欢卡尔维诺和他的小说。我也相信，卡尔维诺以后在中国会有他更长远的读者和影响力，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读者和作家对文学的关注与意大利作家和读者的差异性：

一、中国文化环境中的读者和作家，关心小说的内容更甚于关心小说的形式。当作家在说小说的形式和内容同等重要时，读者却是始终把内容放在第一位，把形式放在第二位的。1979年卡尔维诺的《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问世，因为他在小说艺术形式上的新试验、新开拓，在意大利所取得的轰动效应——一时间报纸、电台、学校和各种刊物共同讨论，甚至在高校临时修改课程而来参与讨论这部小说——这种情况，在过去和现在的中国，都不太可能发生。中国可以发生因为小说的内容而引起的各种议论和热潮，但不会首先是因为小说的形式、语言而引发轰动和讨论的热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