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康有为既然相信人生而是平等的理论，又以控诉性别歧视来回避阶级分化形成的社会冲突，那就不能不服从逻辑，即承认家族制度是导致性别歧视的权首。因此，为了男女平权，必须实行婚姻自由；而真正的婚姻自由，当然体现在不受法律约束的性爱自由。可是康有为又认为一定的法律约束，对于人类遵循“优胜劣败”的规律是必要的，因而想出了以同居契约代替婚姻束缚的变通办法。既然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当然不存在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家庭家族问题。然而同居会养孩子，不婚也不能割断血缘，照样存在抚幼养老问题。于是康有为在鼓吹“去家界为天民”的同时，便将家庭的责任转嫁给了社会，要求社会对每个人的生老病死负起全部责任。要求毁灭小家族，却使社会真正成为大家族，而站在社会大家族顶峰的，不论称作总统、主席，还是国王、皇帝，在家长式专制方面，有甚么区别呢？

庚部“去产界公生业”，所提出的在财产所有权上均贫富的方案，很像《回头看纪略》的设想。然而贝拉米的设计，寄希望于百年后物质丰富而带来的精神解脱。但康有为理解的心传，似并不在意脱贫致富，相反在于劫富济贫。土地、工场、商号，都不许私有，都必须公有。实现孔夫子教诲的“均无贫”，便是康有为乌托邦中的克服财富不均的理想方案。至于兑现这方案之后，是否均而仍有贫，是否变成“均贫”，在他似属考虑之外。

辛部“去乱界治太平”，主题应该是控诉君主专制带来的社会巨大公害。可是恰在这里，康有为的态度，可称作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按照他的逻辑，君主专制总是导致大乱，因而取消君主就是消弭乱源的初步。但康有为在这个题目下，只是大谈未来公政府应该如何措置，竭力回避君主与独裁的关联。结果这部分非但写得最差，恰好令人们看清了康有为乌托邦思想中存在的癌症，即中世纪式的道德政治条规仍在顽强支配着他。

九、未了的争论

康有为的大同论，从《实理公法全书》到《大同书》的乌托邦论，在晚清学界的实际影响，很难估计。理由很简单，因为这套关于人类未来的理想境界的设计，从来没有以系统论述的形式公诸于众。他的弟子们也许曾以密语形式，将乃师的构想转诉于同好。也许曾在非康门弟子的年轻学者中引起回应，--例如谭嗣同的《仁学》，章炳麟的《菌说》、《俱分进化论》等，便似乎属于极其相反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