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文：这是十几年前的一个电影了，问得太突然了，我当时有个强烈的愿望：这么一个好的故事怎么没人拍？我脑子里已经看到这个电影了，所以我就想怎么通过我的努力，和我的那些朋友一起工作，把它拍出来让大家看到。我觉得这个电影已经存在，不仅在我脑子里，好像大家都已经模模糊糊的看到过这个电影了，所以我费了很大力气把这个电影拍出来。可能那时候我年轻，现在我放弃就不拍了，因为太麻烦了。

菲尔·阿格兰德：这是一部非常个人化的电影吗？有没有体现你在北京成长的经历呢？这样的经历有没有改变这样的电影？是不是讲述你个人的故事？

姜　文：如果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拍的时候没觉得是一部个人化的电影，因为这是我的第一部电影，而且我也不知道除了这样风格的电影我还能拍什么样的，这是后来别人告诉我你这个电影很个人化。另外我也同意你说的，我确实运用了很多我个人的经验和精力，更多的是我的观察，那个故事其实比我的年龄要大上五六岁，所以更多的是我的观察。后来别人说这是很个人的电影我也同意，无论是观察还是体验还是想象，都不能离开个人生活的影子，所以我觉得可以这么说。

菲尔·阿格兰德：史蒂芬，当你从戏剧走向《跳出我天地》（Billy Elliot，2000）的时候这个转变是否很困难？你提到过戏剧每天晚上都是一个新的场合，一直都有变化，而电影有个固定的结构，是非常缓慢的，你是否在电影当中也找到戏剧当中的灵活性？

史蒂芬·戴德利：就个人来说是有很多不同的，戏剧更加的亲切，是一群人的感觉，是社区的感觉，一开始和他们一起制作就一路跟他们一起走。电影会不一样，遇到的人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也会碰到不同的人，每一段给人感觉会有点孤立。丹尼和我有着同样的背景，戏剧可能是更有亲切感，更有和朋友在一起的感觉。

丹尼·博伊尔：戏剧你觉得你是主控的，直到上演为止，戏剧上演的时候演员就会说导演你可以走开了，开演的时候导演就下台了，但是在电影就不是这样，作为导演是可以一直掌控的。菲尔·阿格兰德：你觉得电影仅仅是娱乐吗？还是有社会层面的意义呢？电影是否应该更加严肃还是应该带来娱乐？

史蒂芬·戴德利：我是根据政治观点来选择我拍的电影，这是会有影响的，但是拍的时候也要想到观众。我也会考虑如果我的电影拍出来的话别人会不会喜欢，我会试图吸引观众，一定要做这样的尝试，否则就会是灾难性的。

丹尼·博伊尔：观众总会看到你的电影，在你拍完后有可能过个几年观众才会看到，我觉得电影是一个谜，你觉得你可能什么情况都知道，但其实你并不知道，一开始并没认识到这是你的个人电影，别人告诉你了你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