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博伊尔：当我开始拍电影的时候有人就清楚地告诉我60%的票房是北美的，40%是其他国家。现在局势转变了，而且这个趋势会持续，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好莱坞虽然非常强大，但它是商业的，说到底是由钱决定的。它遵守商业的规律，这是它的第一规则，所以不可避免的越来越多的电影会由好莱坞制作。从全球电影来说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语言，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配音或者字幕，而观众不太接受这一点，我认为技术上应该有所突破，这样会是一个极大的发明。

观众提问：从创作角度而言，做简单有价值的故事在节奏上面应该怎么把握？

史蒂芬·戴德利：电影的节奏是基于故事节奏的，电影本身只是一个媒介，讲了一个故事。故事是起决定作用的，而电影只不过是一个对话的工具，所以都取决于这个故事有什么样的结构。就像在戏剧行业就是要把故事讲给别人听，在电影拍摄的过程当中要关注故事，不要过于关注细节，不要过分关注像语言这样的细节。我们要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我认为重要的就是故事，故事决定我们的节奏以及所有的电影工作，我认为传递故事的媒介没有故事本身重要。

观众提问：我想问一下关于怎样拍简单的电影，中国电影怎样进入全球以及新的技术怎样在中国得到接受？

史蒂芬·戴德利：一心想着进入全球舞台这是错误的，如果想讲故事的话要传递给特定的人群，这可能是你自己或者周围的社区、周围的社会，除非你要拍一个针对非洲或者美国的印第安人，我觉得不需要拍针对外国人的电影，我认为并没有这样的观众。

丹尼·博伊尔：你心中的观众越特定、越细致，电影就会越好。如果有一扇门别人可以向你指明方向，然后告诉你走这条路就能成功，我认为这是一个谎言，没有这样的事。我认为成功的人只是那些疯狂的人，那些不断奋斗的人。为了时尚、为了风光而拍电影的人不会带来想要的成功。那些疯狂的人愿意讲故事，他们真正有激情，所以能够成功，真正对电影疯狂的话就不会惧怕任何人，会勇往直前。

姜文：其实不存在一个全球性的观众，关键是倾诉对象是谁，倾诉对象很清晰的话电影会变得越发动人。

观众提问：我的问题就是电影节如何发掘更多的好电影？

丹尼·博伊尔：很多电影节有一个电影档案的做法，会对以前的一些电影——比如60、70年代的电影做一个回顾，我之前看到过。我在别的电影节上看到了姜文的电影，所以我觉得电影节的作用确实非常好。而且在电影节上让不同背景的人共同坐在那里看电影，发现我们在世界各地会有共享的价值观，所以我觉得电影节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而且电影节是可以鼓励自由的。在电影方面限制越少，就越容易往前发展，每个人都可以从这种自由当中受益的。电影节就是一个自由的平台。当然在这方面的进展还是非常慢的，但如果能够有进展的话就非常好，比如说《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就是在多伦多的电影节上获了很多的奖，它在美国和加拿大电影节都获奖了，而且就是在获奖之后有了一个向上的发展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