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泡沫和金融危机是怎样把第二次工业革命推上穷途末路的呢？要理解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再一次回溯到20世纪下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伴随着集中供电、石油时代、汽车—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初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基本架构在大萧条时期确立，并持续到“二战”结束。1956年，《州际公路法案》通过，它为汽车时代完善基础设施提供了强大动力。州际高速公路网的建立—这在当时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雄心勃勃和昂贵的公共工程项目—创造了空前的经济发展，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社会。此后不久，欧洲也开始了类似的公路建设项目，并带来了巨大的乘数效应。

州际高速公路基础设施加速了公路建设商业化的发展，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搬迁到有新建州际高速公路出口的郊区。20世纪80年代，随着州际高速公路建设的完成，商业和房地产的繁荣达到了顶峰，第二次工业革命也达到了顶峰。商业和房地产商的过度扩张，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房地产市场的低迷，经济陷入严重的衰退。随后，经济衰退的影响蔓延到全世界。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走下坡路，美国是怎样摆脱衰退并在20世纪90年代重振经济的呢？

美国经济的复苏主要建立在大量储蓄积累的基础上，这些积累来自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太平的几十年，当然，这几十年也伴随着创纪录的信贷与债务。美国变成了一个消费毫无节制的国家。然而，事实是新经济并没有创造出我们所花的这么多钱。在20世纪80年代，当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入成熟阶段后，美国人的工资逐渐趋于平稳，然后开始下降。

人们对新兴信息技术和互联网革命情有独钟，创新区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如加利福尼亚硅谷、波士顿128号公路干线、华盛顿495号州际高速公路，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的研究三角园区，这些地方有可能成为高科技产地。媒体则更关注微软、苹果和美国在线服务公司等企业最近取得的新成就。不可否认，20世纪90年代的通信技术革命创造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并帮助改变了经济和社会的状况。但事实上，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本身并没有造就新的工业革命。要想产生新的工业革命，新通信技术必须和新能源体系结合，就像历史上的每次重大经济革新一样。新通信系统从来不会独立存在，它们是通过新能源系统管理流动性的机制。这为通信与能源相结合的基础建设奠定了基础，几十年后，它将确立新经济长期增长的趋势。

这里有个时机的问题。新通信技术与第一代电子通信技术有着根本的不同。电话、广播与电视是第一代通信技术的主要形式，这些技术用来管理经济和使经济市场化。这种经济的基础是化石能源，大量商业活动源于特定的能源体系。相比之下，第二代电子通信技术分布自然而理想，更适合管理分散式能源（可再生能源）以及与新能源相伴而来的扁平化的商业活动。新分布式通信技术需要再等20年才能与分散的能源结合，并为新基础设施建设和新经济打下基础。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前10年，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了整合。从一开始，这便是不合时宜的。虽然信息和通信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优化了操作实践，创造了新的商业和就业机会，这有可能延长传统工业模式的寿命，但它不可能完全发挥分布式通信的潜力，其阻力来自能源集中化的体制与商业基本结构的内在制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