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芭蕉比较起来，其角的俳谐在高雅性方面略逊一筹，但另一方面，他似乎更多了一些豁达自在、潇潇洒洒的东西。无论从蕉风俳谐的角度对他做出怎样的评价，在这里我们都不能不承认，他以其独特的方法，从广义上对俳谐之美做了开拓。对此，有一个名叫建部凉袋的人在其《俳仙窟》中，以稍显夸张的故事明确表明了这一点。其中有云：“……其角敞开衣襟，扬眉曰：‘俳谐就要写得有趣，就是要让人喜欢。一定要作出佳句来，为此可以不睡。以前我给先师芭蕉翁拾柴禾的时候，就想到一定要作出‘寂’之句来，故而有时有悖先师教诲，作句时言行不一，就想出了这样一句：‘清晨，隔壁咳嗽声，杜鹃鸟啼鸣。’听起来好像说的是青楼公子的可笑事。从前我还随便作过一首：‘秋日天空，掠过了尾上的杉树。’也终究不能称作秀逸之句……”《俳仙窟》就是把从前的著名俳人都集中起来，让他们各自做一通洋洋自得的发言。在以上我们引用的其角的那句话前面，还有芭蕉的一段话：“……俳谐者，质也。质、文皆盛时，则如我之野逸也……此道尚‘寂’，少年喧哗之声不得入耳，何况使丝竹之声乱耳者，则难以与花月为友。”其角和芭蕉两人的言论分别强调了作为“俳谐之风骨”的“可笑”与“寂”两个方面。

对支考俳论当中的“虚实”概念，我们在上文中已经做过分析，在此不想再加追究。一般而言，俳论当中的“虚实”概念至少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就是在“游玩”与“认真”相对立的意义上稍加转换，便产生了“可笑”与“寂”的对立，也就是席勒所说的“生”是“Ernst”①Ernst：德文，意为“严肃的”“庄严的”。的、“艺术”是“Heiter”②Heiter：德文：意为“生动活泼的”“明朗的”。的。对此，支考曾说过：“心知世情之变，耳听笑玩之言，可谓俳谐自在人也。”“‘寂静’、‘可笑’乃有俳谐之心者所推崇。”又说：“所谓俳谐之道，比起自由自在游于虚实之间，更须远离世间之俗俚，方可通达风雅之道理。”在支考的俳论当中，此种意义上的“虚实”常常和另外意义上的“虚实”混同使用，以致造成了很多歧义和含混。在茶道方面，“虚实”概念是怎样运用的？此前我没有做过详细研究，偶尔看到的《宗关公自笔案词之写》中的一段话，仍属于我所说的第一语义，该文收于《茶道全集》第一卷，其内容是石州公写给一位名叫松庵的人的信，其中有如下一段话：“茶道乃人生之慰藉，不为世间俗理所囿，皆为虚成之事，须知外立其虚，内充其实。如此，茶道则立。若一味沉溺于趣味，茶道则走入歧途。……以上并非讲道理，只论由虚而入实，其‘实’者，人人心中皆有之也。”

其次，是“虚实”的第二语义。在假象与实在相对立的意义上，所谓“虚”主要是指艺术的表现和审美对象的假定性、非现实性；“实”则与“虚”相对，指现实生活的立场（实践与道德的立场）。当然，从广义上说，这些意味也可以包含在第一语义当中，但第一语义与第二语义之间未必总是一致的。就俳谐而言，相对于支考的多义而又含糊的“虚实”论，露川所主张的“居于实，而游于虚”恐怕就是这个意义上的“虚实”。所谓“虚实在于皮膜之间”等说法，实际上指的是感觉的“假象”与观念的（知识的）“实在”之间的关系。

关于“虚实”的第三语义，正如我在上文中所说的，它是基于一种审美“反讽”的观念论立场来考虑“虚实”关系的，在这个意义上，自我在本质上要不断飘游于世界的“假象”与“实在”之间，游走于“否定”与“肯定”之间。从审美的反讽立场上说，认识论立场上的“观念”与“实在”，或“假象”与“实在”的对立，其关系要倒转过来，即“假象”成为“实在”，而“实在”则成为“假象”。对于深入“风雅”之道，并在其间见出安身立命之境地的人们而言，充满穷苦、困乏的现实世界是“虚”，而在其安身立命的境界中，那种自由自在之心，又将自我投射到客观中，于是这种境界也就变成了“实”。由此也可以说，是将丑恶的现实世界自由地加以抹杀，达到一种“所见者无不是花，所思者无不是月”那样的境界。然而，这种安身立命的精神世界又与大彻大悟的宗教意味的解脱有所不同。归根到底，仍然是有着难以摆脱的空虚和深深的寂寞，因此又不得不通过风雅之道，而在虚实之间游移。芭蕉是一个典型的将一生“系于此道”的人，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在《幻住庵记》写道：“乐天破五脏之神，老杜诗苦太瘦生，其间贤愚文质，虽不尽同，然皆生于虚幻之世间。”对于这个问题，支考和露川一样，不是采用通常的思考方法，而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固执地坚持“居于虚，而行于实”，于是，此“虚实”论也就具备了我所说的“虚实”的第三语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