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80年代中期的“以思维训练为中心，以口语训练为突破口，促进听说读写能力的全面提高”，还是90年代初期的“变应试语文为生活语文”，一直到最近的“语文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培养”，近20年来，在我走过的教育探索的路上，始终沐浴着三位教育家“民主、科学、个性”的思想光芒。虽然三位教育家的著作中从未出现过“素质教育”四个字，但在我的心目中，他们堪称素质教育的先知先觉者和先行者！

随着阅读面的扩大，我的视野也在扩大。前不久，我写了一组读书随笔：《从谭嗣同到胡耀邦》、《面对张志新同志的遗像》、《郭小川的悲剧》 不少朋友读了以后感到不解：“你教语文的，想那么多干啥？”我回答：“我认为，教语文不能就语文论语文，要从教育的高度看语文；搞教育不能就教育谈教育，要从社会的高度看教育。”他们问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想法”的，我说：“是80年代中期。”

我至今怀念80年代那“万类霜天竞自由”的人文学术氛围。正是那样一个宽松的氛围中，我读了大量的人文学术著作：《宽容》《异端的权利》《自我实现的人》《中国思想史论》《文化的冲突与抉择》《第三次浪潮》《六大观念：真、善、美、自由、平等、正义》《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心灵的探寻》等等。这些著作的观点我不一定都能理解，或者即使理解了也不一定都赞同，但这些著作不仅开阔了我的思想视野，更主要的是，它们让我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我是一名知识分子！”从那时候，我就提醒自己，尽管我也许一辈子都只是一名普通的语文教师，但这不妨碍我在三尺讲台上通过语文教育传播人类文化精华，以行使一个知识分子推动社会进步的神圣使命。

再后来，我又读《顾准选集》，读《遇罗克：回忆与怀念》，读《风雨中的雕像》，读《殉道者》，读李锐，读于光远，读邵燕祥，读余秋雨，读王小波，读徐友渔 这些阅读不但赋予我独立思考的信念，而且让我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俯瞰语文教育。我越来越不愿意把自己当做文章学、修辞学、语言学、考试学的分析家甚至只是教材与教参的熟练操作者，而首先是文明的传播者、思想的启迪者、人生的导航者。这些阅读对语文教学并非没有关联，相反它能直接让语文课变得丰满而更有深度。比如《城市季风》会使我从京派文化和海派文化的角度理解中学语文教材中老舍、郁达夫、夏衍、巴金乃至叶圣陶、朱自清等人的作品；《东方诗魂 屈原与中国传统文化》使我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涉江》中体现出来的屈原个性和屈原精神；而《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则让我更加全面而深刻地认识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情绪蕴含和人生哲理

1998年5月，我在天津上了一堂公开课《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我不但引导学生理解课文本身，还结合课文内容和时代发展给他们讲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生命力，给他们推荐《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回忆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秘史》《马克思的自白》等书。课后许多老师评价我这堂课知识丰富、视野开阔，有着思想的激情和情感的火焰。有一位老师问我备这篇课文花了多少时间，我说：“花了16年。”

当时，我想到了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中讲的一件事：一个在学校工作了三十三年的历史教师上了一堂非常出色的观摩课，邻校的一位教师问他：“你的每一句话都具有巨大的思想威力。请问，你花了多少时间来准备这堂课？可能不止一小时吧？”那位教师回答说：“这节课我准备了一辈子，而且，一般地说，每堂课我都准备了一辈子。但是，直接针对这个课题的准备，则花了约十五分钟。”苏霍姆林斯基评论说，这一回答稍稍打开了教学技艺的一项奥秘，这种“一辈子”的准备，就是“阅读”。

是的，阅读，不停地阅读，这应该是每位语文教师乃至所有教师教育生命的体现方式。

现在，我暂时脱离了中学教学，而来到了苏州大学攻读教育哲学博士。有人对此不解：“你怎么想到还要去读博士呢？难道你不想做教师了吗？”我说：“不，恰恰相反 我想有更集中的时间多读些书，因为我还要做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