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有些使节本身就是将领，做事不按常理出牌而是只讲究武力解决。但即使如此，因为各种原因，明政府一般都不予以追究。因此，日本朝贡贸易使团越来越猖狂、大胆无礼，最终造成嘉靖二年的“争贡之役”。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三大问题。

第一，明朝政府仍然没有改掉中国人好面子的坏毛病。日本贸易代表团在中国领土上横行，竟然没有进行有力回击，仍然把他们视做所谓的“客人”，碍于他们的外交使团的头衔放任其胡作非为。

第二，明朝腐败横行，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军力。三百多异国武士，横行三百里，万千中国军队竟然束手无策。如果在海上我们还可以理解，但这却是在陆地上。这个严重的问题，竟然没有得到皇帝、兵部以及各类官员的高度关注。

除了军力还有贪污问题。宋素卿行贿市舶司，正德五年他便行贿刘瑾千两黄金，正德竟然赐给他“飞鱼服”。此事的直接导火索就是市舶司先行验货，并更改座位排定。中国理亏在先的直接原因就是市舶司受贿。

第三，明朝的朝贡贸易除了“赔本赚吆喝”外，另一个问题就是惯坏了一些国家，让一些国家看到中国政府为了面子，可以不要“里子”。例如，事后礼部官员的报告里说：宋素卿的贸易凭证（勘合）是弘治时期颁发的本该收回，贸易凭证应凭正德年间的勘合，但宋素卿说正德勘合已被宗设夺走。但依臣看，这个人假话连篇，以后不能再让他来了，把他放回国查看是否有勘合，让日本自行决定如何处罚。至于允不允许日本再来朝贡，那等以后再说吧。

对于这一点不要说一般大臣，就是嘉靖看了也非常不满意，命令刑部再议，两年后得出结论：叛国罪，杀。

“争贡之役”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中国生擒日本二十多名亡命之徒竟然一要靠老天爷，二要靠友邦朝鲜。这种战果无论什么时代看来，都是极为丢面子的。嘉靖皇帝为此龙颜大怒，可以说，任何一个人都会为此生气。但跟谁生气则不一样，正确的做法是对自己生气，加强军事训练，检讨自己的外交政策。但嘉靖却把所有的气都发在了日本中央政府身上。可怜的日本中央政府很倒霉，它对于日本各地基本没有约束力，将军能够说话算数的地方顶多就是屁股下面的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