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边吹来近代之风 西学东渐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学”，是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大潮中来到中国的。

揭开这一序幕的是明清时期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 1610）可以说是西学东渐大潮的开拓者。利玛窦于明朝万历十一年（1583）来到中国，他不仅带着传教的目的，而且给中国人带来了许多新奇的事物，包括地图、天体仪、自鸣钟，也包括古希腊科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利玛窦认为，在中国要获得传教的成功，就必须融入中国文化，他一开始把自己打扮成佛教僧侣，通过在中国已经流传千年的佛教作为包装来传播天主教。后来，他进一步把天主教和中国的儒学相结合，并积极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交朋友，结识了徐光启等一大批知识分子，获得了他们的好感。由此，他进一步让中国的知识分子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的窗。

在利玛窦等传教士的眼中，中国是一个神奇的国度，其文明程度令当时的欧洲人惊讶。利玛窦甚至认为中国就是柏拉图著作中的“理想国”。这些看法对后来法国大革命中的启蒙思想家也有很大的影响，如伏尔泰就对中国多加赞美，把中国看成是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

利玛窦和继他而来的天主教传教士艾儒略、毕方济等人与初步接受西方思想熏陶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引发了第一波西学东渐的浪潮。但在这

一阶段，西学东渐只停留在引进一些“文化碎片”的程度上。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深入去了解西方文化缺乏热情，他们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应对科举仕途上；另一方面，作为当时西学东渐主要媒介的天主教传教士本身具有一定的“缺陷”，他们只是把介绍西方文化作为传教的一种手段，西学是作为传教士的副产品被送进中国的，限于身份和思想，传教士不可能把当时西方已经出现的如哥白尼学说等科技成果介绍到中国，所以，西学东渐的影响力十分狭小。

继利玛窦以后又一个在中国获得成功的西方人是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 1666）。汤若望在1620年抵达中国澳门，在1623年进入北京。他把西方的矿冶技术、伽利略望远镜等科技成果带到了中国。特别是在1630年，他受徐光启的推荐制作大炮，对中国军事科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1644年清朝入关以后，汤若望受到了顺治皇帝的信任，被授予编撰历书的重任。汤若望的成功开启了清朝前期天主教传教士大规模入华的序幕。此后，南怀仁、卫匡国、白晋、郎世宁等传教士相继来到中国，他们当中许多人受到清朝宫廷的信任，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上层社会对西学的关注。

但这一时代的传教士所介绍的西学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传教目的，主动迎合上层社会，特别是皇帝的喜好，介绍的东西五花八门且不成系统。康熙皇帝好学，传教士就传授几何学、拉丁语等科学文化知识；雍正皇帝则对西方学术完全不感兴趣，而比较钟情于自鸣钟、假发等西洋玩意，传教士们介绍的方向也随之转变；乾隆皇帝爱好艺术，宫廷画师郎世宁也因此深受信任。不管他们怎么介绍，影响的范围毕竟很有限，甚至只能影响到皇帝一个人，无法引起深层的社会反响。

更何况清朝皇帝对传教士的传教目的抱有深刻的警惕。特别是在罗马教廷发布了禁止中国教徒祭天拜孔的禁令以后，一场东西方文化大冲突就不可避免了，康熙和雍正两朝君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下达了禁教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