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条》的签订引起了国内群众、学生和海外华侨的强烈愤慨，从而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日爱国运动。袁世凯在这样的局势下，却利令智昏，仍然做着他的皇帝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一番暧昧不明的话也让袁世凯有了一定信心，大隈重信表示如果中国与日本采用同一政体，必将增进中日联系云云。袁世凯把这些话当做是日本支持他恢复帝制的信《二十一条》文本号。1915年8月，担任北京政府宪法顾问的美国人古诺德发表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声称中国“大多数人民智识不甚高尚”，所以“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袁世凯一伙人就抓住这个机会大做文章，宣扬复辟帝制。在袁世凯的指使下，由杨度、严复、刘师培、孙毓筠、李燮和、胡瑛等六人组织了一个“筹安会”，打着“学理讨论”的牌子鼓吹帝制，组织各省代表入京讨论“国体问题”，声称各省一律“主张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称帝创造舆论环境。同时，袁世凯的亲信还纠集一群流氓地痞，组织了一批五花八门的请愿团，到参政院递请愿书。

声势已经造足，接下来的戏码就显得更为胡闹。袁世凯指使梁士诒、杨度等亲信将这些七拼八凑的请愿团纠集起来弄成“全国请愿联合会”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讨论“国体问题”。10月，参政院在请愿联合会的鼓噪下，决定召开一次“国民代表大会”来决定国体。12月，用“银弹”收买或者“子弹”威胁选举出的一批“国民代表”新鲜出炉。袁世凯也顾不得“吃相难看”，立刻把这些“国民代表”纠集到北京举行国体总投票，所有1993名“国民代表”全部投票拥护复辟君主制，并一致通过“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参政院当天就上书“劝进”。

戏演到这里，袁世凯终于感觉有点“过火”了，他假惺惺地退回“劝进书”。参政院以一百二十万分的“诚意”和前所未有的“效率”在当天又拟了一份两千多字的劝进书。次日，袁世凯终于宣布接受帝制。12月31日，袁世凯宣布改下一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并准备在元旦登基称帝。

至此，这场洪宪帝制的闹剧演到了高潮部分。袁世凯在登上自己“人生的顶峰”后，他的统治寿命也走到了尽头。

三、打倒袁世凯 护国运动

复辟是倒行逆施，在民国建立以后，民主共和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袁世凯的称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他人生的一次大赌博，不过这次拼上所有筹码的赌博却让他输掉了一辈子。

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以后逃亡日本。他总结了“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认为“二次革命”最致命的失误就在于国民党组织的涣散，各地的国民党人各自为政，在宣布各省独立以后互不配合，被袁世凯各个击破。孙中山由此认为，必须组建一个有纪律有组织的革命党。1913年9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筹组中华革命党，并于1914年7月8日举行成立大会。中华革命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反对袁世凯的独裁专制统治，以共图三次革命，建设完全的民主政府。但孙中山在筹党时，片面强调党的集中和统一，所以就把会党的一些落后方式带了进来，规定入党的人都必须按手印，宣誓绝对服从领袖孙中山一人；同时，党员分为“首义”、“协助”、“普通”三等，每一等级享受不同的待遇。这种会党式的组织形式引起了许多同盟会老会员的不满，包括黄兴在内的一批国民党中坚人物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

中华革命党成立以后，就开始推动反袁运动。孙中山派出胡汉民等人前往南洋筹款，并派人回国筹备武装起义。在袁世凯称帝后，陈其美和蒋介石等中华革命党人在上海刺杀袁世凯的心腹郑汝成，并策动海军肇和舰起义，但因为敌我力量悬殊，加上各部的联络不畅，行动不一，惨遭失败。不过，肇和舰起义在全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大大振奋了反袁革命派的士气。另一方面，部分未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在日国民党人也于1914年8月在东京成立欧事研究会，在袁世凯称帝后，欧事研究会也加快了反袁运动的步伐。李烈钧等人前往西南，联络云南都督唐继尧等人，筹备反袁武装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