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5岁的曹湘凡考取汉寿县高中，成为村里唯一的高中生。骄傲的父亲亲自把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曹湘凡送到了一百里外的县城。县城里的一切，对这个刚从农村走出来的少年来说，有着莫大的吸引力。曹湘凡：我到处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人来人往的。还看见年轻人跳迪斯科，就在大街上，无忧无虑的，男男女女都去跳，还有溜冰的，这些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陈晓楠：你看到这些，心里面在想什么呢？

曹湘凡：一路上就是觉得很新奇，看到原来我的圈子里没有的东西在那儿都有，那种生活使我两眼放光，想到（怎么）他们的生活和我的生活相差这么大？我说我再也不想回去了，我只想待在这里。当时我老爸最想的就是吃一碗猪脚，好像是两块五毛钱吧，那是很贵的，因为我那时候一个月的生活费大约是四元钱的样子。我老爸说为了庆贺你考上重点中学，我们吃一碗猪脚——我现在吃猪脚，都找不到原来那一种感觉了——我和老爸就吃了一碗猪脚，那是我最幸福的一天。我老爸说，等你考上大学了，就能天天吃猪脚了。考上大学，就能过上天天吃猪脚的日子。父亲的这番话，使得曹湘凡坚信，考上大学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抱着这样的理想，从小就喜欢读书的他，到了中学后，更加痴迷于那精神的一方天地。

曹湘凡：我看《安娜?卡列尼娜》，看着他们那些人的命运很多愁善感。看《红与黑》，我觉得我好像就有点于连的影子，于连他也是想往上面爬的底层人。

陈晓楠：你觉得你也是从最底层往上？

曹湘凡：最底层。印象最深的是读过毛主席写的一首诗，他17岁写的：“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岂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我想毛主席从小在那个小山村里，肯定也过不惯，也想到外面来。比起当初那个刚刚进城的懵懂少年，如今的曹湘凡一米八的大个头，高大、斯文，还有几分忧郁，看起来很像知识分子，已然完全不像个农民。不过他对小时候在村子里过的那些清苦生活始终记忆犹新。他至今还记得小时候他只有一双鞋，所以舍不得穿，每天光着脚拎着鞋，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去上学，到了课堂里才把鞋掏出来，而且穿得格外小心。他还记得，家里兄弟姐妹六个，只有他一个人上了高中，所以他是家里全部的指望。连小他好几岁的妹妹，都早早地辍了学，在家里编席子，就是为了让他完成学业。

曹湘凡：我只有一个妹妹。我这个妹妹，小学只读了四年就没有再读了，编草席子来供我读书。

陈晓楠：辍学的时候，还只是一个10岁的小女孩？

曹湘凡：对。我记得有一次回来，刚好我妹妹生病了。那一次我妈妈只给了我一块钱，再也拿不出第二块钱了，所以那个时候是很难过的。而那时候车费刚好只要一元钱，所以这一块钱只够回学校的，然后我就吃了一周的白饭。我躲在角落里吃，被我们班主任老师发现了，说你怎么吃了一周的白饭？我说我家里实在太穷了，没办法了。我班主任老师给了我五块钱，刚好能够维持半个月的生活。所以我一直都记着我这个班主任老师，如果他没有给我那五块钱，我的学习也不能够坚持到现在，真的是很艰辛的。

陈晓楠：你妈妈除了这一元钱，再也没办法了？

曹湘凡：除了这一元钱，再也拿不出钱来了，为此我老妈在家里哭了一天。就因为这样，原来织席子他们三天才能织一床，后面变成了一天就能织一床。我妹妹经常熬夜织席子，她觉得很对不住我，说我一个月才回来一次，拿了一元钱就走了，她很内疚。所以我们是在那种很贫穷的地方挣扎，真正可以说是挣扎。提起那关于“一元钱”的往事，这个对于外界异样眼光始终坦然承受的大龄考生，却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曹湘凡说，在那个年代，他承载着一家人殷切的希望。因此，尽管家人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却从来不曾要他放弃。这份付出让他感动，也让他的心情格外沉重，因为自己的表现始终不尽如人意。

1987年，曹湘凡第一次参加高考。虽然他全力以赴，但在那个高考竞争异常激烈，招生比例极低的年代，曹湘凡和他学校大多数应届毕业生一样高考落榜。

在家人的支持下，曹湘凡选择了复读。而此时因为父亲做小生意失败，家里除了一头半大的猪外，已拿不出更多的钱让他读书。于是，母亲叫曹湘凡去找家境殷实的舅舅借钱，但他去了四次都被拒绝了。第五次，舅舅终于同意了，但前提是要曹湘凡的母亲立下字据。曹湘凡：实在没地方借，就去找我舅舅，找了好几次。第四次去还是没借到，回来我跟妈妈说了，我妈让我再去。我舅舅说你要借钱的话，叫你妈妈来开一个条子，因为他担心我还不起他的钱。其实我这个大舅都是我妈妈带大的，为了让他读书，我妈妈小学只读了几个（学）期，后来就没有读书了。这样我妈妈就不会写字，她写的几个错别字，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她说，弟弟已经借了两百块钱给湘凡，让他去做生意，等我把猪卖掉了以后再还给你（舅舅）。我当时走到财政所，我大舅拿着两百块钱——没有现在的大票子，就是十块钱一张的——他一张张数给我，他还这样甩，很骄横的样子。他还说了一句很令人伤心的话，他说我要是能够考上大学，全世界就没有文盲了。所以那次的打击对我是相当的大，我说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你说我能不考吗？现在网上有人说要考死我，我说考死我都值。

陈晓楠：你妈妈当时写那几个字，写了多长时间？

曹湘凡：大约写了一个下午。她一直哭，说我们没有用，（让）他这样瞧不上你。我觉得，反正这是一种亲情的重伤。亲舅舅的蔑视，在曹湘凡心里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时隔二十年，谈起这件事曹湘凡依然激动难平。带着一定要让舅舅对自己刮目相看的念头，他和父母兄妹一起迎来了他的第二次高考。

这次，曹湘凡自我感觉发挥良好，认为一定能考上。一家人在兴奋中焦急地等待高考分数的发布。但最终，他还是以两分之差落败。曹湘凡：回来都不敢讲这个分数，眼泪长流，哭都哭不出声来，因为这回彻底完蛋了。第二次高考压力是很大的，我们那个村一千多人，只有我一个人高考，所以我不光是代表我一家，一个村的希望都压在我的身上，人人都看着我。所以接到分数线我全家人都在哭。

陈晓楠：那段时间你是怎么度过的？

曹湘凡：都是早出晚归，早上出门去砍柴，晚上才回来，躲在屋里不敢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