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发顺：挖了二十年的煤，现在还欠债

就在村民们下定决心，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读书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到，赵世琪家的“教育脱贫模式”再也难以复制。短短十几年间，学费就从几十块涨到数千块，逐渐成为农民父母们无法承受的负累。

据官方通讯社新华社2005年的一份报道，中国大学学费10年上涨20倍，而同期国民收入增长却不到4倍。政协委员孙继业也说，中国教育花费占农村家庭收入的比重已超过30%，跻身世界学费最昂贵的国家之列。对每户平均年收入不足千元的龙场村人来说，这是一笔天文数字。许多家庭为此不得不举债度日，在贫困的泥淖中越陷越深。

这个时候，细心的人们发现村寨里宣传教育的标语，从八十年代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已经改成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而现在龙场学校的墙上也写着这样的话：“把握时间和知识，与时代同进步。”尽管这样，还是有些孩子走上了辍学打工的道路，比如已经结婚生子的高升敏。

十年前，高升敏只有16岁，为了供姐姐和弟弟读书，她自己放弃学业，只身来到深圳打工。随着经济负担加重，靠父亲高发顺一个人在井下挖煤的收入，已远远不能满足这个五口之家的正常开销了。

谈到女儿当年的决定，蹲坐在自家柴火堆前，身上还带着煤迹的高发顺很无奈地说，如果自己有能力，绝对不愿意女儿做出这样的牺牲。高发顺：我们挖不了多少煤，靠挖煤根本供不了孩子，还是要大家都出去整一点钱。你不出去，净靠挖土坝是挣不到钱的。一年挖千多两千块钱的田土，感觉要淌好多汗。

高升敏离开山寨，一去就是四年。为了省下路费供姐姐和弟弟读书，每年春节她都不回家，只能以书信的方式和家人保持联系。而她小心保存的家人的照片，成了她几年异乡生涯中最大的慰藉。

高升敏：想家啊！那时候每年回来车费都高，一次要几百块，就两三年回来一次，在那里打工赚一点钱。自己用一百到两百块钱，其他的就寄给我弟弟。有时候我弟弟给我写信，他说现在就你辛苦一点。

提起弟弟高升智，原本话不多的高升敏脸上露出了羞涩的微笑，弟弟是她和家人的骄傲，2002年考上了华北工程学院。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全家人欢天喜地，然而上面注明的高额费用，很快让所有人一筹莫展。

高发顺：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这个社会的变革，学费和书费会变得这么高。当年读大学几百块钱就读出来了，我们这个地方有个叫白强顺的当初读大学还不要钱。现在读一个大学出来，要交几万元。

陈正碧（高发顺妻子）：这幺儿读书，要卖半个寨子的房子才读得起。你看，砌上半个寨子的房子要多少钱？高发顺和妻子很困惑，读个大学怎么要这么多钱呢？当初赵世琪还供出了六个大学生，现在为什么自己供一个大学生都会那么吃力呢？虽然所有人都不知道，这几万元的学费究竟应该从何而来，但最后，高发顺还是靠着借贷把儿子送上了求学之路。

实际上考得上、读不起在当地并不是个别现象。当地村里也有不少人家靠煮酒、喂猪、磨豆腐这种家庭小副业能存上一点钱，可是这和高额的教育费用根本没法相比。显然，村民们致富的步伐还是过于缓慢了。

现在高升智已经大学毕业了，虽然在县城里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但依然没有能力来偿还上学时欠下的债务。高发顺作为一个父亲，又再次挑起了还债的重担。高发顺：我们都是在外面挖煤炭、打工干活，你要挣钱啊。我挖了二十年的煤，弄到现在还是差了两万多块钱的帐，还是穷。

陈晓楠：你有几年没买新衣服了？

高发顺：没钱买，这都是十几年的衣服了。

陈正碧：差着人家的账你还有钱买衣服？得把人家的账先还了，（不然人家会说）你没钱还穿的那么好，就是不想还人家账嘛！把人家这些账这两年还了，你要怎么穿要怎么吃都行。杨永付：三十万，从哪里来？

在龙场村，父母举债供子女读书，哥哥姐姐打工接济弟妹上学，这种事频频上演。虽然从村子里走出了五百多名的大中专学生，可是村民们至今还是固守着那份贫困。

村民周青柏曾经算过一笔账，他说在龙场供一个本科生，完成小学到大学的学业大约需要十万块钱。而按龙场现在的经济状况来看，一个三口之家要存十万块钱大概要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