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当时社会矛盾已经激化，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老百姓和江湖豪强为了生存，不得不落草为寇、揭竿而起，与官府做对。募兵制一出，就给了那些走投无路之人一个当兵吃粮的机会，那些不安定分子也摇身一变，有了为国效力的机会。

第三，隋代武风极盛，武人地位远远高于宋代以后，对武人和有志之士而言，有仗打，就意味着可以在战争中升官发财，建立功业，算是一条不错的出路。

果然，募兵令一出，天下壮士云集涿郡，袒臂相从，大有“高句丽不灭何以家为”之势。

当然，高手毕竟是有限的。大多数地方官府变本加厉地抓壮丁，很多地方甚至把所有成年男子都抓起来送上前线，致使民间十室九空、田地荒芜，农业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百姓对朝廷更加不满。

当然，杨广才不会去理会这些——成大事者，又岂能在意区区草民的死活？只要能够打下高句丽，就算国内老百姓死光了，杨广也在所不惜。

做好了物质和兵源上的准备后，杨广大赦天下，恢复了宇文述、来护儿等人的官爵，给了他们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同时命刑部尚书卫文升辅佐年仅9岁的代王杨侑（已故太子杨昭的第三个儿子）留守长安，自己带着文武百官东出洛阳，准备再次远征。

这一年，杨广45岁，正是政治家最好的年纪。

对于皇帝决心再征高句丽的决定，朝中大臣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是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现在国库空虚，军民疲惫，天灾人祸不断，各地变乱不绝，绝非出兵雪耻的良机，希望皇帝能够休养生息几年，等国家恢复元气，再行讨伐高句丽也不迟；第二种是积极支持，这一派大臣人数不多，以裴矩为代表，他们很能理解皇帝的“苦心”，认为隋朝完全有能力消灭高句丽；第三种则是折中意见，也是大多数大臣的看法，他们觉得皇帝无需御驾亲征，只需坐镇洛阳，然后派一员猛将，率10万大军前往征讨即可。

三派大臣中，只有裴矩最能把握皇帝的心思——杨广是个好大喜功，偏偏又一意孤行之人（这一点似乎是很多高级领导人的通病，小事可以从谏如流；越是大事，越要坚持己见，好像唯有如此，方能显示出决策者的英明和与众不同），别人越是反对，他就越要去做。在杨广看来，上次大败是因为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真打，才会几次三番被高句丽人忽悠，遭了乙支文德那厮的暗算；大隋国富兵强，真要认真起来，岂会连区区高句丽都收拾不了？就连裴矩自己都相信，只要隋军认真去打，就没有不胜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