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建乐代表了盲目扩大规模最后自食其果的一群人，而王和霞则代表了现在温州最多的禁不住高利贷诱惑而深陷债务的一类人。与他们相比，李勉（化名），可能就是整个温州高利贷危机中最无辜的一类人了。

李勉是浙江省某电器厂的老板。他的厂主营各种插销、开关、灯座等小型电器配件，其主要市场在欧美，每年的出口产值大约1000万美元。

李先生的产品单价不高，但是由于主要从事高端电器配件的生产，其中的利润非常可观，平均下来，每年的综合利润率能达到25%左右。在以薄利多销为经营策略的中国外贸行业，这样的利润率并不算低。

企业办得成功，李先生自然也就成了当地的一个重要人物。温州甚至外地的一些经济论坛、融资论坛、研讨会、私人沙龙等都主动邀请李先生参加。

李先生的公司能赚钱，李先生的个人名气大，这些让李先生自然而然地成了民间借贷中的首选担保人。

在赵立平所著的《信用链——温州?萧江调研报告》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数据：

“温州、萧江素有‘小银行借贷，大民间信用’之说的发达的民间信贷。

“据人民银行平阳县支行的调查，在该镇企业的所有借入资金中，银行信贷资金仅占三成，民间信贷资金却占到七成。在该镇整个信贷市场份额中，银行存款仅占到20%，银行贷款仅占到25%。

“通过调查还得知，该镇100%的企业有过民间借贷的经历，90%以上的企业民间借贷的资金占到一定的比例，85%以上的温州、萧江企业在遇到资金困难时，首先想到的是民间借贷。

“温州、萧江地区的个人资金需求更是依赖民间借贷，据估计有一个亿左右（2003年数据）。民间信用或民间金融弥补了正规金融制度的不足之处，温州模式的诞生离不开其活跃的民间信用。”

本书在前面几节中，一直在说温州民间高利贷这种病态的民间资本形式，但是实际上，在温州漫长的经济发展历程中，民间借贷大部分时间都是起到了正面作用的。

算上2011年的这次温州高利贷危机的爆发，整个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中，温州资本只有两次误入歧途，上一次温州出现类似问题是在20世纪80年代，那时的温州“抬会”盛行，造成了一大批血腥的案件，很多人都把那个时代称为“血腥的温州”。

不过除了这两次民间资本失控的情况外，温州的民间资本在大部分时间里所起的都是正面的作用。

正常的温州民间资本有两种主要的运行方式，其中之一是企业互保制度，另一种就是民间的担保制度。

如果说企业互保制度是通过集体的力量化解企业的危机的话，那么担保制度就可以被看成是温州民间借贷的一种保险措施。

温州人向来讲义气，抱团，任何时候，只要一个温州人出了事情，身边的温州人都会跑来帮忙。有这样一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