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整个德意志帝国一样，19 世纪晚期的汉堡社会史似乎也是一部物质分配不平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社会严重不平等的现象的确存在，对比汉堡旧城区贫民窟和沃伯格家族在白沙区如诗如画的避暑庄园的照片，我们很快就能发现码头工人和银行家之间的物质差距。虽然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缩小了鸿沟，但我们不应过分夸大其历史意义，忽略其他社会力量。事实上，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驱动力同样重要。资本释放的经济能量使传统的城市社会发生转型；而要维持社会稳定，其关键与其说是其他阶级的态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自身的物质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关联。

依赖阶级思想的危险之一在于，人们可能会无视19 世纪晚期城市社会非同寻常的流动性。1811 年，有132 000 人居住在汉堡；1913 年，这一数字增长了7 倍，汉堡成为德意志第二大城市。然而汉堡并不是人类繁衍的天堂：其人口出生率从19 世纪70 年代的高峰（39.4‰）跌落到1913 年的22.2‰；而死亡率仍在20‰以上，直到世纪之交才有所变化（见图1.3）。拥挤不堪的贫民窟、污浊的空气和落后的医疗卫生设备，使汉堡成了一个死亡之城，天花（1871 年）、斑疹伤寒（19 世纪80 年代）和霍乱（1892 年）等各种传染病肆虐。但汉堡经济的诱惑却让人难以抗拒。在1871~1910 年新增加人口的总数当中，有58%是外来移民，而在汉堡出生的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占不到一半。1907 年，制造业中只有35.6%的工人出生在汉堡，另外有1/3 来自北德，1/4 来自德国其余地区，还有5%来自国外。《Wanderlust》杂志认为劳动力的流动率一直偏高—只有1/3 的工人持续5 年以上从事同一份工作。

人们到汉堡是为了就业。1907 年汉堡人口中有46%的人就业，16~60 岁的人口的就业率为73%，70 岁以上男性的就业率为38%，未婚女性的就业率超过1/3；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工作就是体力劳动。1907年，近一半以上的工作人口（52%）被归类为“工人”；然而，这个标签过于宽泛，掩盖了工作本身的多样性。事实上最大的职业群体不是普通的工人阶级，而是家政服务人员，占工作人口的11.4%，且绝大多数为年轻未婚女性。由男性主导的体力工作包括修理工、建筑工人、海员和码头工人，也有相当数量的女性靠缝纫和洗衣度日。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就业者开始从事脑力劳动，而不是干体力活或手工活，由此也催生了更多的文案工作，以满足现代经济体和现代国家的需求。这些人就像艾本德的手艺人的儿子一样从事文职工作，当时的人这样描述他们：“每天早上戴着挺括的帽子，穿着白衬衫去到城里，他们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小资产阶级—也就是那些有野心但是前途未卜的小资产阶级，这批人教育程度不高，日报是他们的主要知识来源。”最后还有一类能够“独立自主”的就业者：包括不动产所有人（约占工作人口的1/5），私营企业主和专家，还包括高级经理人（虽然有些不合逻辑，但却反映了他们与前者的地位相当）和公务员，其中人数最多的（近50%）是小商店店主或手工工匠—那时人们将这些群体视为传统的“旧”中产阶级的核心，就像他们把文职人员视为“新”中产阶级的主力一样。而“大”资本家则是极少数的职业精英，他们包括汉堡最大的公司所有人、董事和高级经理人，他们甚至比专业精英的地位还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