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脱维亚人很容易就能被迁走。在俄国，重新定居本身并不残酷。人们已经习以为常……那些正在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德国裔外邦人（即非俄国人）可以获准进入这一区域并寻找殖民地。这些地区不需要被划入德国版图，但至少必须从属于德国—尽管要使用某种联结手段，使它们不会回归俄国。

这与理查德·克罗格曼的观点非常接近。如果德俄边境地区能够永远被改写，将会赢得汉堡工商界的广泛支持。

沃伯格对1916 年的预测最终在布列斯特– 利托夫斯克得以实现，他和克罗格曼之间已经产生了很深的裂隙。克罗格曼支持鲁登道夫在巴尔干、波兰和乌克兰建立傀儡国，并且“为这些人处在顶端而感到欣喜”，而沃伯格谴责1918 年的条约是“半遮半掩的合并”，民族自决权揭开了它的真面目。二人的分歧首先反映出他们对德国的谈判地位有不同判断。沃伯格和巴林一样，对德国战胜三国协约的前景持悲观态度，要打败美国更是希望渺茫。正因如此，他们认为需要进行一些外交调整来提高获胜的概率，于是他们在1915 年积极为德国争取同盟（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瑞典），并提倡分别与俄国（巴林赞成的策略）或英国（沃伯格赞成的策略）维持和平关系。尤其是在汉堡，沃伯格最反对解除对潜艇战的限制，因为无论会对英国的食品供给产生多大影响，此举可能会引发美国的敌对态度，产生严重后果。“如果切断德国与美国的联系，”沃伯格在1916 年2 月说道，“这意味着德国战争的资金来源将减少50%，而英国和法国的资金来源则会增加100%……我们应该竭尽全力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如果（不加制约的潜艇战争）持续下去，我们就会输掉战争，财务上的原因是我们无法借到贷款，经济上则是因为我们现在从国外拿到的大量原材料将会被切断供应，让我们难以为继。”在沃伯格看来，对于威尔逊在1917 年1 月22 日提出的“没有胜利者的和平”，德国的反应非常激烈：

对于主导舆论的种种危险观点，我们不能信以为真。Basser- andStressm?nner 远没有我们和美国的关系重要。如果最终和美国交战，那将来等待我们的只会是一个在道义、资金和经济上都十分强大的对手，我对此深信不疑。

沃伯格的意见没有得到重视：对潜艇的限制再次被取消，之后仅仅两个多月内，美国就对德国宣战。然而1917 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不仅无法证明沃伯格的观点，反而让仍在与马丁·霍博姆和瓦尔特·许金等和平主义作家交往的沃伯格显得威信受损。俄国的溃败和东线的军事胜利让那些反对谈判的人有了新的动力。沃伯格（在首相赫特林的指示下）计划与美国大使就比利时问题在荷兰展开非正式谈话，可1918 年3 月出台的《布列斯特– 利托夫斯克条约》使该计划彻底破产。①

很显然，有关战争目标的争论与德国立宪筹备中的论战密不可分。早在战前，贝特曼就承认战争会加强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力，也可能“颠覆许多王权统治”；为维持经济上的休战状态，作出一些妥协是必要的，如正式承认工会权力，正式筹备成立工人苏维埃，这些举措都有明显的政治寓意。对战争目标的争论更凸显了政治权力分配状况问题的紧迫性。有人认为外交机会被浪费了，他们不但质疑外交部的能力，而且对德意志帝国首相受军方牵制的程度也表示疑虑。相反，还有一些人认为贝特曼是“叛徒”和“祖国的罪人”，希望扩张军队将领的势力。无论是领土合并和中欧问题，还是维持原状，或是基于自主权和工人阶级的同心协力进行和平革命，这些战争目标都与国内目标休戚相关，例如独裁、一定程度的议会化或者是革命。1917 年2 月到9 月之间发生的事件让其他选项逐渐浮出水面。在俄国爆发二月革命后，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哥达①成立，为“以民主缔和平”提供了机构上的支持，也推动了多数社会民主党转向相同的方向。在帝国议会上，社会民主党与中心党和改革派联合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没有“强迫割让”的和平。虽然贝特曼已经说服德皇接受普鲁士选举权的民主化，但他却被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革职，由一无所长的米夏埃利斯取而代之，这一变更也得到了沃尔夫冈·卡普的新祖国党的公开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