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凭什么遏制腐败，形成自我纠错机制？

新生的美国建立了松散的邦联式共和政体，面临混乱和危机以至人民不堪忍受之际，1787年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在意见分歧激烈争论中，经过三个月艰难的折冲协调，569次投票表决，最终制定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开了成文制宪之先河，奠定了法治体制的基石，其中规定了美国为联邦制国家。

法治落实“制衡”

美国立国以来，经受了许多极其严峻的考验，如内战、大萧条、世界大战、冷战……不仅安然无恙，而且迅速发展成为超级强国。美国《纽约时报》著名评论家汤麦斯?弗里德曼（Thomas Loren Friedman，1953－）如是说：“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和硅谷，不在于空军和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真正的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后的制度体系。有人说，这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并可由蠢才们运作的体系。正是这些让每一个人可以充分发展而不论是谁在掌权的东西，是美国强大的真正力量。” 

牛顿的古典物理学发现，整个自然世界事物，包括浩瀚星空的天体运行，都合乎一定的科学规律。哲学家相信：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也有应循的“当行之路”。

法治（Rule of Law）是实现社会性“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的根本方略。“制衡”一词，可以理解为“通过制约求得平衡”，以利形成和谐共赢的社会整体，导致建立一个实现人类“个性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大环境。

人类生而追求自由，但一个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前提，才是真自由；如果侵犯他人的自由，便是不自由。因为别人同样可以侵犯你的自由。所以，“不能制约自己的人，不能称他为自由人”（毕达哥拉斯语）。

人类的行为必须受到“制约”，只有建立必要的社会性行为规范，防范超越“不得损害他人自由”这一必要的限度，以保障每个人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方能顺畅有序地发挥“万物之灵”的天赋特秉创造能力，实现其他一切生物望尘莫及的社会性发展进步。

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以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原始社会里，弱肉强食，没有秩序，没有安全，一片混乱。人类世界并不存在天然的政治权威，社会秩序不应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我们需要一个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s）。在这个契约中，每个人都放弃天然自由，而获取契约自由；人类就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从本能状态进入道德和公义状态。只有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每个人同等地放弃全部天然自由，转让给整个集体，人类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约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