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政府接管”一词非常好用。在过去几十年中，在保险行业击败每次改革尝试的那些活动中（包括1994 年克林顿的提案），“政府接管”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保险行业付给麦金塔夫和其他顾问、民意测验专家数百万美元的报酬，让他们通过一些狡诈的手段来调查目标群体对这类词语的反应。美国医疗保险联合会从这次研究中了解到，许多美国人对于政府过多地介入他们的生活都不太赞同，特别是当政府制定了更高的税率的时候，他们就更加不满意。美国医疗保险联合会要确保在给华盛顿立法者的简报中一定要包含“政府接管”这一警告，在提供给保险行业的商业盟友、保守党专家、脱口秀主持人及社论作者的简报中也是如此。

费城会议两周之后，我开始执行一次全国性的侦察任务。虽然那位在戛纳电影节上观看了《医疗内幕》的美国医疗保险联合会职员已经提供了一份很好的侦察报告，但是对于影片关于信诺的细节描写，他并没有提到太多。

当我听说该影片将于6 月12 日在萨克拉门托市首次公开放映时，我问州政府事务部的凯蒂· 韦德能否帮我搞到一张电影票。我想尽可能地做好充分准备，以便能应对即将蜂拥而来的媒体采访。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方法就是我能够亲自观看这部影片。最后，信诺在萨克拉门托市的长期游说者特里· 麦根帮我和一位同事从加利福尼亚州议会议长、来自洛杉矶的民主党人费边· 努涅斯那里搞到几张门票。

这次放映是一次非官方的首映。官方首映将于4 天后在密歇根州的贝莱尔举行，那里离摩尔和他的妻子居住的地方比较近。加利福尼亚州护士协会和国家医疗保健计划的内科医生们已经说服摩尔在萨克拉门托市进行首映，因为加利福尼亚州立法者已经两次通过单一支付保险制度的提案，而且这两家机构也是在美国建立单一支付保险制度的拥护者。如果州长阿诺德· 施瓦辛格没有否决这两次提案的话，加州早已成为美国第一个禁止私人保险公司并实行官办医疗保险制度的州，就像《医疗内幕》里所描述的那样。

在麦根的办公室拿到票后，我和同事就来到剧院，加入到排队等候进场的队伍中。这一队伍有数百人之多，有政治家、州政府雇员、医生及护士。进入剧院之后，我们立刻走到最后面，拿出钢笔和笔记本准备好做笔记。影片中一些人声称信诺拒绝为他们所接受的治疗给付保险金，我们把这些及相关的案例细节都记了下来。

在影片中，关于信诺的案例似乎要比其他任何公司都多。在整部电影中，最令人难忘的场景是关于一个有听力障碍的小女孩安妮特· 诺埃的故事。安妮特的主治医生说，她的两只耳朵都必须植入人工内耳。但是信诺只为其中一只支付了保险金，并表示两只耳朵都植入的话“实验性质太强了”。大约有2.5 万人接受了摩尔的采访，讲述了自己经历的医疗保险遭遇。而安妮特的故事会被拍成电影，就是因为她的父亲道格· 诺埃曾经警告过信诺的保险代理，他已经和摩尔接触过了。

电影里诺埃是这样警告信诺代理的：“你们的首席执行官想在电影中出现吗？”

接下来，场景转换到58 层高的信诺的费城总部，也就是我工作的地方。然后，观众们看到信诺的代理给诺埃回了电话，说信诺将会支付两只人工内耳的保险金。

对这种做法我并不感到惊讶。在管理式医疗保险的世界中，本来就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一旦客户向媒体抱怨信诺拒付，信诺就会立刻支付保险金，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但是这部电影还是对我产生了一些我预料之外的影响。我之前处理“恐怖事件”的所有经历，就跟电影中所描述的一模一样，我也知道这其实是一种普遍现象，许多美国人发现他们每天都处于类似的情景中。但我觉得这部影片在谴责营利性医疗保险公司所作所为的方面非常感人，也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好多次我都得用尽全力才能阻止眼泪掉下来。摩尔做得很到位。如果不是和同事在一起，我很可能会加入其他观众的队伍，站起来为影片热烈鼓掌，就像该影片在戛纳电影节首映后那些观众所做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