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曼的总裁理查德· 爱德曼在其博客中承认，“吉姆和劳拉”旅行秀违反了公司的道德标准。不过他强调他并没有亲自参与该项目，到被披露时，该项目只进行了几个星期。而同时，沃尔玛否认了与这次博客事件有任何关联。

虽然当时有人猜测爱德曼公司可能会因为负面宣传而受到影响，但是即使有的话，从长期来看负面影响也会很小。事实上《广告时代》把爱德曼评为2009 年年度公关公司，而且《广告时代》宣称，爱德曼是近十年中的顶级公关公司。《广告时代》是2009 年12 月14 日发表这一声明的，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这些年来唯一的小问题就是2006 年沃尔玛的博客混乱事件。”

另外，为了让公众对那些可能危害到客户利益的信息产生怀疑，公关活动也常常跨过底线。例如，1994 年凯旋公关的一位内幕揭露者透露，凯旋公关曾经尝试着诋毁《适合有毒星球的饮食》一书。这本书讲述了某些有害食品，而这可能会危害某些食品公司的利益。凯旋公关采取了一些极端的措施来破坏作者对该书的宣传。作为当时美国第六大公关公司，凯旋公关设法获得了该书作者的行程安排，并安排专人跟随这名作者，反对他在每一站的宣传。除了传播关于作者的负面信息外，凯旋公关还利用其影响力，尽可能地取消了很多有关该作者的重要采访。

自称是高明操纵者的爱德华· 伯奈斯，也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公关策略可能造成的可怕后果。1928 年，伯奈斯写了《宣传》一书，这也许是他最有名的著作。书中讲述了操纵舆论的必要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从未听说过的一些人支配着我们，塑造着我们的思想，形成我们的品位，启示着我们的想法。这是我们民主社会组织方式的结果。广大群众通过这种方式互相合作，生活在一起，组成一个顺利运作的社会。”

伯奈斯的自传里有这样一个故事，1933 年一个刚从德国回来的记者来伯奈斯家做客。这位客人告诉父母都是犹太人的伯奈斯，他刚刚去过约瑟夫· 戈培尔的家里，戈培尔当时是阿道夫· 希特勒帝国纳粹政权的宣传部长。他说在戈培尔的藏书里他至少看到了一本伯奈斯的书。他说戈培尔正把伯奈斯的书作为反犹太人运动的思想基础。

更令人震惊的是，元首希特勒本人就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讨论了对公众舆论的操纵，他的措辞与今天的基本公关有着极其诡异的相似。希特勒写道：“人民大众的接受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虽然他们的智力较弱，但遗忘的能力却是很强的。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所有有效的宣传都必须限制在少数几个要点上，而且必须以口号的形式反复强调这几个要点，直到所有公众都了解你希望他们通过口号所能了解的东西。如果你舍弃单一口号，而试图从多个方面着手，那么效果必将会大打折扣，因为人们既没办法消化这一切，也没办法保留你所提供的材料。”

在生命后期，伯奈斯公开谈论了他对于公关行业道德方面的担忧。回首往事，他说道，如果他早知道烟草的危害，他就不会接受烟草行业的客户。“因为现在已经证明香烟可以致癌，所以没有哪家信誉良好的公关公司愿意接受香烟行业的客户。”同样，也是在他生命后期，伯奈斯呼吁美国公共关系协会监督其成员，他认为当时的行业允许不道德行为的存在，而且这些行为不会受到任何制裁，不管是来自法律还是其他方面。“根本就没有衡量标准，”他说，“这种糟透了的局面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忽略其所接受的教育及道德，一律用 公关 这个词语来描述他或她的职责。”

像是在观看香肠的制作过程，或者更糟

最好的公关其实是无形的。广告很容易被发觉，因为它公然敦促你去购买广告中的商品，但是公关却在巧妙地说服你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广告希望你现在马上就去购买商品，而公关则更有耐心。广告商会为了广告所占用的时间和（或）空间而支付费用，而好的公关却往往可以免费利用媒体，因为它被认为是在提供公正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