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开始追时髦

春秋战国时期，神州大地除了华夏民族之外，四方还有匈奴、戎、越等剽悍的少数民族政权。有道是不打不相识，打架也算是一种主动的交流方式，总比谁都不理谁强，夫妻天天吵架没准还越吵越恩爱呢。于是，通过频繁的战争和经济、文化交流，中国历史上迎来了第一次民族融合的高潮。

先秦时代的中国人是这么认为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你是天子册封的诸侯，你用夷礼，学习少数民族，大家就把你看成是蛮夷，比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当时就被看成蛮夷之人。但从客观上来说，以前汉人的服装是最笨拙的，宽袍大袖，那个大袖子能钻进一个人去，穿上那衣服一上街，勤劳的清洁工都得下岗。上衣下裳，成年男女也是穿开裆裤的。裤，胫衣也，护腿的，相当于长筒袜。这种服装设计既不便于生产，也不便于战斗。人家少数民族窄衣小袖，死裆裤，生产能力和战斗力都是中原人所不能及的。

最后汉族人还是把自己的传统服装给放弃了，从唐朝开始，皇帝的服饰已不再是汉代皇帝冕服的样式，皇帝上朝已经不再头戴沉重的冕冠，而是改戴乌纱，领子也变成了圆领，腰部系一条腰带，袖口也由宽变窄，相当时尚。

顽强的民族

除了穿着之外，饮食方面，中原人的口味也一直在向少数民族方向调整，就像大盘鸡、拉条子这些新疆维吾尔族美食，如今已成为某些人的最爱一样。在行为方式方面，以前中原地区的人们进门以后，习惯席地而坐。后来中原人采用了西北少数民族那种高桌大椅。由此可见，中原人民其实一直在向少数民族学习，但当时的汉族人认为，中原文明才是正统，谁要是学习少数民族，就把谁当做蛮夷对待，而少数民族学习中原文明，就把它当成中国的一部分来对待。

这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原人看待这种民族融合现象，主要看重的是文化认同，而不是血缘关系。在中国古代，朝鲜、日本和越南，从来不被当成外国看待，因为那时候它们跟中国完全一样，用汉字，遵汉礼。但欧洲国家对待民族融合现象的看法，就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看重血缘，而不是看重文化认同，比如一个中国人在德国住一辈子，德语说得比德国人还流利，你都休想加入德国国籍，除非在1750年时，你的祖先是德国人，这样的话，你一句德语不会说，都可以入籍德国。

中国历史上汉族政权不止一次被少数民族政权侵扰甚至终结。但每一次都是少数民族政权最后被我们同化，所以我们这个民族非常顽强，五千年没有灭绝。快马弯刀打仗容易，但征服人心十分困难。

06.?改革缘于形势变

大家一起干私活

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牛耕得到推广，生产力水平进一步发展，荒地开垦的数量前所未有地增多，这与井田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突。井田制规定土地是国有土地，耕种的土地是分封来的。而且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分封的土地尚且耕种不过来，更无暇顾及其他荒地。但随着铁器牛耕的普及，人们的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干完分内的这块土地之外，看着其他富饶的荒地，便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不种白不种，种了不白种。这些荒地可不是天子分封的，不归国家所有，我自己种了就是我自己的地，还不用缴税。于是乎，大伙儿挥起锄头，多快好省地干起私活来。

这样一来，私田开垦越来越多，国家分封的土地就逐渐荒芜了，结果大家都这么干就影响到了国家的收入。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国家一想既然大家都这么干，索性无论公田、私田，一概按照规定缴税。这等于变相地承认了土地的私有状态。

土地所有制就这样由国有制向私有制进行了转变。同时为了适应这种转变，各国纷纷变法，如春秋时期，齐国管仲的“相地而衰征”，鲁国的“初税亩”。然后到了战国时期，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商鞅在秦国，三家相继变法，新的制度确立。但是，李悝在魏国的变法和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均告失败，尤其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失败得最惨。支持吴起变法的楚悼王一死，当时的守旧派贵族们就要干掉吴起。最后逼得吴起趴在楚悼王的尸体上，以尸体做掩护，威胁贵族们，谁要是刺杀他的话，就必然会犯下冒犯王尸的大忌。但这帮贵族太恨吴起了，以至于视威胁为无物，不由分说就把吴起给射死了，楚悼王的尸体也被射成了刺猬。这对于楚国而言，失去了一次走向强大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