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着半开半掩的防盗门，她见女郎从一个小桶似的玻璃器皿里接出一杯水，在服药。

女郎服完药，扭头朝门口看了一眼，大声说：“哎，你怎么不进来呀?”

肖冬梅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低声又怯怯地反问：“你还允许我进你的家吗?”

“你这是什么话!”女郎放了杯，双手交抱胸前，隔着防盗门研究地望着她，“如果我不许你进我的家，我把你带到家门口干什么?”

肖冬梅不禁破涕为笑，赶紧进了门。但是她站在门旁，不敢贸然再往里走。她想，唉，唉，允许我蹲在门口睡上一两个小时也行啊!在首都北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之中，一名在当年红军长征过的路上长征了一半的红卫兵，竟落得如此这般可怜下场，谁能向我解释清楚为什么呢?

她这么想着，身子已然蹲了下去……

“起来!不许蹲在门口!”

她那不由自主往一块儿粘的眼皮立刻强睁开来，惴惴不安地望着女郎。

“把门关上!”

她便关门。然而两重门的防盗暗锁对于红卫兵肖冬梅而言都是新事物。并且，都是挺复杂的事物。鼓捣了半天，也没能完成主人下达给她的“任务”。

“你可真够笨的!”

女郎几步跨了过去，以女教师指导一名笨学生做手工般的口吻说：“看着，这么弄，再这么弄一下，明白了没有?”

女郎示范了两次，之后让她照做了两遍，直至确信她已经学会了开门锁门，才又命令道：“换上拖鞋!”

那一时刻红卫兵肖冬梅感觉自己像一只很令训练师失望的猩猩。

她噙着泪刚欲穿上拖鞋(那是一种漂亮的缎面绒底的软拖鞋)，女郎急又阻止道：“哎，先别!你那只光着的脚难道不脏吗?”

肖冬梅低头呆立，又不知如何是好了。

女郎从门后的挂钩上摘下条半湿不干的毛巾塞在她手里：“我这拖鞋是一百多元一双买的，知道吗?”——女郎看着她擦过了脚，换上了拖鞋，声音才又变得温和了：“进屋吧!”

肖冬梅在前，女郎在后，一只手搭在她肩上，轻轻推着她往屋里走。

女郎住的是一套三室两厅的单元，大约一百三十几平方米，一年前，花了五万多元装修过。按当时的装修价格而言，仅是比较简单的中档装修。但对红卫兵肖冬梅来说，宛如身在一位公主的奢华宫房。那一套舒适又大的真皮沙发、玻璃钢茶几、玻璃钢餐桌、电视柜上的大屏幕彩电、电视柜下面的VCD机、电脑桌上的电脑、纯净水器、落地音箱，以及地上铺的一块图案美观的纯毛地毯，吊过的顶棚，美观的灯盏，都使肖冬梅产生一种强烈的资产阶级生活的印象。而像那样的家居水平，在2001年，在这一座人口二百余万的城市，少说也有十分之一。尤其是，客厅那面迎门的墙上，镶了一面巨大的镜子。镜子使房门多了一倍。使空间似乎更宽敞了。当然也使红卫兵肖冬梅产生了视觉上的错误，搞不清究竟有多少门多少房间了……

女郎款款朝沙发上一坐，接着身子一倾斜，双腿一举，从脚上抖掉脱鞋，连腿也蜷上了沙发。女郎一手拄腮，侧卧于沙发，复又以研究的目光将肖冬梅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你在门口又哭了?”

肖冬梅便用手背擦脸上的泪痕。

“为什么又哭了?”

“怕你……怕你刚才不许我进你家的门了……”

那一天，红卫兵肖冬梅所感受到的惊恐和耻辱，是她此前连想都没想到过的。她觉得自己真正领会了“孤立无助”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她进而想到了那些被游斗、被抄家、被戴高帽剃鬼头用墨抹黑了脸，并且彻底被剥夺了替自己辩护的权利的人们——她这一名中学女红卫兵，那一时刻，在别人的家里，不知所措地站在颐指气使的别人面前，怀着希望获得别人恩赐予自己的哪怕一点点呵护的乞怜心理，对那些“文革”中也受过羞辱的人们，终于由同命相怜而觉醒了一种违背红卫兵六亲不认的革命原则的同情。是的，她觉得，虽然女主人对她的态度已够温和已够友好已够善良的了，却分明的，仍不免时时流露着身份优越的女主人的居高临下和颐指气使。她也想到了自己的父母。她的父亲被宣布为“走资派”不久，母亲由于每被评为优秀教师，也便同理可证地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之“黑走卒”了。父母同样难逃被戴高帽挂牌子剃鬼头抹黑脸之厄运。而在那些父母最感屈辱的“红色”日子里，她和姐姐声明与父母脱离了家庭关系，住在学校不再回家了。甚至，她和姐姐连自己们的“长征”行动，都不屑于通知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