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欧洲目前均面临二元经济结构的深刻挑战，但欧洲的债务危机可能早于美国财政问题而解决。欧美改革步伐不一致，外加新兴市场经济被投资者屡屡看高，将带来一轮各国货币之间相对估值的大调整，从而引发货币危机。面对动荡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必须做好准备。

2008 年金融风暴爆发至今的3 年来，世界经济进入了比较快速的恢复期，但是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解决。2011 年8 月初以来，美债危机爆发，引发了新一轮的金融市场波动。这轮波动会对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带来什么影响？下一轮危机的爆发点在哪里？世界经济走势在未来若干年将会如何演绎？这一形势下，中国应当如何准备，临阵以待？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有预判。

美国经济彻底恢复路途茫茫

美国是全球金融风暴的策源地，美国经济本身也蕴藏着深刻的矛盾，必须解决。上一轮金融风暴之所以可以比较快地结束，美国的主权信用起到了重要作用。美国以其主权信用为担保，帮助私人部门修补资产负债表，由此带来了资产价格的迅速上涨，也带来了经济比较快的恢复。但是如今，美国财政部的债券信用却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财政开支在未来必须削减，投资界对美国经济预期出现了新的一轮下调。

那么，美国经济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其如何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呢？可以说，从本质上讲，美国经济体制目前面临着深刻的改革重任。

用二元经济形容今天的美国经济再恰当不过。这就是说，美国既有极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部门和人群，包括高科技、高等教育、高端制造等方面，苹果、微软，谷歌、波音等大公司比比皆是；但是必须看到，美国还存在着一大批不具备竞争力的产业、部门和人群，积聚在低端制造业、普通的国内服务业，他们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牺牲品。这部分不具备竞争力的部门所对应的人群，是一批没有受过良好基本素质训练、从拉丁美洲国家通过非法移民或投亲靠友进入美国境内的、连英语都讲不好的新移民，这部分人事实上已经成为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包袱。由此这部分人的进入，美国已经成为了英语和西班牙语的双语国家，在美国，存在相当部分的只会讲西班牙而不会讲英语的低端劳动人群。难怪哈佛的著名政治战略家萨缪尔? 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去世前大声疾呼：“谁是美国人？”在他看来，美国制度的基础正在动摇，新教的传统正在丧失，由此导致美国社会面临挑战。

面对这样一个二元经济现象，美国当前的经济制度不但不能化解，反而会激化矛盾。美国长期形成的高福利的制度安排在二元经济和全球化的催化下，导致60％以上的财政支出属于赋权性的财政支出，用于包括失业保险、医疗保险、贫困救济、低收入家庭过多的住房补贴。这一切使得美国社会中没有竞争力的那部分人群更加没有竞争力；而这种负担将越来越重，又会反过来作用到高端人群身上，使得他们的税收负担日益加重。

我们甚至可以合理地推断，美国式的民主体制应对二元经济体制很可能是最束手无策的。事实上，今天的美国政坛变得四分五裂：以奥巴马为首的民主党人认为，应该增加社会财政开支，以刺激经济和解决社会矛盾；而以共和党、茶党为代表的政治家们，却想恢复美国早年以新教徒文化为社会核心的传统经济制度，那就是大幅度地削减财政开支、削减税负，以此刺激经济。双方一直争执不下，因此，美国出现了改革意志不清、方向不明的政治局面。

特别令人遗憾的是，美国社会目前没有出现一批思维清晰且有号召力的学者，为改革指明方向。美国当前的改革与20 世纪80 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改革不同，当时民众支持改革的意愿十分强大，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极具感召力的学者，比如出现了经济学上的供给学派，大幅度号召私有化、减少管制，以此推动了里根改革的成功。今天的美国政坛显然不是这个情形。

有理由推断，美国经济、政治格局在未来4~5 年内很难出现大规模的逆转，下一届总统也很难像里根那样大力地推动改革，社会共识在短期内难以凝聚。据此我们可以认为，美国的主权债务规模很难在短期内削减，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政府所能削减的是一些社会最需要的财政支出，比如科研、高等教育、基础建设，而伤筋动骨的福利性支出却不能削减。

基于这一分析，笔者认为，美国经济复苏的道路可能比欧洲还要艰难，尽管美国自身具有一批极具竞争力的产业。未来4~5 五年美国的基本状况将可能是维持比较低速的经济增长，财政情况继续恶化，政治纷争不断出现。在此情况下，美国唯一的政策选择就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此带动和刺激经济的发展。因此，第三轮量化宽松不管以什么名称出现，可能都是迟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