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传递出了世界政经格局变化的重要信号：发达国家的国内政策开始左转，致力于帮助中产阶层受益经济复苏、从三方面加强金融监管、大力推进产业政策以淡化虚拟经济；国际政策则向右转，即以实用主义原则应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并力图设计一套管理全球化的体制。值得关注的是，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从怀疑转为莫名的怨气，并作出了一系列挑衅动作。面对新的形势，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应重新定位经济政策的走向。

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2010 年年会，2010 年1 月底在瑞士小镇达沃斯如期召开。从气氛上看，2010 年的达沃斯论坛与2009 年有很大不同：2009 年，在金融危机爆发不久的恐慌中，各路参会者抱团取暖，试图稳定市场参与者的情绪、增加信心；2009 年，人们则在深刻反思危机发生的原因以及“西方危机时代”应该采取的措施。而且，2010 年已届不惑之年的达沃斯论坛，讨论的话题越来越广泛，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各国政要、商业领袖、学术精英在金融危机爆发一年后所产生的观点碰撞，以及各种观点背后的思想情绪，给世界传递出了重要的信号。这些最新信号对于我们把握“西方危机时代”中国经济政策的走向，具有特殊的意义。

发达国家国内政策向左，国际战略向右

目前，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复苏。在达沃斯论坛召开之际，美国商务部宣布2009 年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7%。但是，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非常清楚，这种复苏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经济从此恢复了健康。恰恰相反，他们忧心忡忡，因为他们看到这场复苏并没有给实体经济带来根本性的好转——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广大中产阶层仍然处于困惑之中，他们并没有从数据华丽的经济复苏中看到希望，得到实惠。

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精英们出现了明显的思潮向左的变化。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最高经济顾问萨默斯在达沃斯年会上所说：“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让它的中产阶层指望生活水平年复一年地提高，不能让它的中产阶层看到希望，这样的国家不论和其他国家维持什么样的友好关系，都不可能长期繁荣强大。”用中国人的话来说，自己的事

情做不好，就不可能在外面讲话强硬。因此，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们明确地把注意力转向了如何帮助中等收入阶层从经济复苏中得到好处，如何深刻地反思并重建基本的经济制度。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他们在向金融体制开刀。

金融监管是这次达沃斯论坛的焦点，各种峰会讨论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金融监管必须加强。目前来看，加强金融监管有三个基本的方向。

其一，严格控制金融机构自营业务的规模和自由度。其原因在于，这些自营业务不是以实体经济的客户为服务对象，而是为金融机构自身的超额赢利服务的，它不仅不公平地得到了政府隐含的金融救助的补贴，而且其经营不善对整个金融体系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通俗地讲，这种自营业务是金融机构的自娱自乐，一旦玩得好，其好处都归大型金融机构所有；一旦玩失手，后果都由纳税人来承担，因此必须加以限制。

其二，必须使金融机构的服务简单化，其规模也应当缩小。这种规模的缩小不仅表现在金融机构资产的大小上，而且还要严格控制这些机构运营的业务范围。看起来，欧美正力图回到《格拉斯－斯蒂高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即《1933 年银行法》）的老路上，要求金融部门的业务面尽量缩小，以隔离风险，便于监管。

其三，在金融监管上，各国政策必须协调一致。具体而言，欧美各国不能因互相竞争而放松金融监管，不能出现伦敦和纽约竞相以松弛的监管来吸引金融业务的格局。

在国内经济问题上，发达国家政策思潮往左转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大力推进产业政策，希望以这种方式重建经济发展的基础，强化实体经济，淡化包括金融在内的虚拟经济影响。2010 年达沃斯论坛上的一个重要言论就是，中国在新能源和新型战略产业领域已经出现了领先的苗头，因此，发达国家必须迎头而上。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精英人士激励和刺激国内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家的说辞，有点类似于当年的苏联卫星上天后，西方国家痛下决心赶超时的情形。但不管怎么讲，发达国家政府正在积极干预和扶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最近爆发的丰田汽车召回事件，依笔者看，一个重要的诱因就是，美欧等国以此大做文章，落井下石，帮助本国企业在竞争中获得先机。

在国际政策方面，发达国家的思潮却在向右转，即采取实用主义的原则来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崛起。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公开表示，美国最大的挑战不是金融危机，也不是碳排放等问题，而是当今世界出现了十几亿人口的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国家；面对这些国家，美国的任务是如何设计出一套管理全球化的体制，使得这些新兴国家的发展与美国的利益相一致，而不是互相牵制。所以，可以预期，发达国家从维护其长期利益出发，对外经济政策将不拘泥于自由贸易、开放市场等传统的说教，而将更加务实，更加注重实际利益，更加强调在制度设计上占领先机，从而长期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