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麻烦的是，这种状况产生的不仅仅是侨汇收入的暴降，还一举造成了侨乡的一些不安定的呼声。

现在，我们常用决策力和执行力来研究各种管理问题。事实上，上面关于侨汇出现的问题，就完全是决策力、有效执行力偏差造成的：本来是很积极的土改政策，到了下面一执行，渐渐在人们心中植根成为一种均贫富观念。

从大局来看，美国封锁并不可怕，朝鲜战争怎么样？还不是打得他们屁滚尿流？问题的可怕之处在于当时国内的基层干部的错误观念：凡是见到和国外有关的东西，就显得兴奋无比——可算逮个洪水猛兽——抬手就贴个阶级斗争的标签。这样的结果是，不仅不能帮助国家突破封锁，而且无形中帮了倒忙——都不用美帝费力气，自己就把自己给封闭了。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后果，这么一闹腾，等于在国内与海外之间修墙，本来就有很多华侨一直骑在墙上观望，这些事情一出，难免有万念俱灰或者是伤不起的，就彻底从墙上跳到敌人那边了。这样受损的不光是广大侨眷的利益，更主要的是国家的长远利益，因为侨汇就等于外汇！

侨民的态度历来很受国家重视，这次也不例外。

1951年年底，时任中侨委副主任的廖承志也了解到了相关情况，马上召集会议，什么外交、外贸、统战、侨务及各省的有关部门领导们都叫来，反复给大家上课，讲解海外华侨汇款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之后，他向中央打了报告，要求坚决纠正侨区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差。

翌年，中央就给出批转，在《中国人民银行党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关于侨汇及华侨投资的报告》中，非常坚决地要求地方必须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不能侵犯侨汇”的指示，要保障侨汇的所有权，解除广大侨眷的顾虑。土改是土改，建设是建设，“土改以国内封建财产为限，不追至国外，侨汇不是封建剥削”。

到了1953年，国家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系列摸索之后，终于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这条方针路线中，自然少不了在当时仍旧是重中之重的侨务工作。随之，侨务重心转向“动员归侨、侨眷和全国人民一道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争取侨汇和华侨投资，增加建设外汇资金”。 因此，首先做好团结侨眷侨民的工作被迅速提上日程，纠正土改偏差也成了当务之急。

于是，中央特派廖承志赴中共华南分局，率先召开侨务工作会议，着重重申了土改中对归侨、侨眷的适当优待政策，明确了侨汇的资本性质，确定了国家一段时间内长期依附侨汇业的政策。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华侨土地财产的补充办法》，主要就一个意思：尽快解决土改中被“误打”侨眷的善后问题，对既发事实，该摘帽子的摘人家帽子，该还房子的还人家房子，能追回的侨汇就追回退还，追不回的就赔偿。

之后，此办法作为中央文件，迅速在各地转发，务必参照执行。

国家指示一出来，折腾渐渐消停了。

随后而来的，就是各地都召开一系列侨务工作会议，福建和广东率先开搞侨眷福利会议、侨眷生产会议，一些关于解决土改中的华侨遗留问题的具体举措相继出台。有一项统计，当时在广东、福建两省，纠正华侨地主、富农成分的侨户，占土改时被错划为地主、富农成分的95%以上；光是侨户大省广东提前纠错的侨户就有35000户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