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茵茨·基辛格出生时，菲尔特的犹太人口已经锐减至3 000人。一场全新的压迫犹太人的运动正在德国国内展开：“一战”战败后，极力推崇条顿和雅利安纯正血统的狂热民族主义迅速在国内蔓延开来。犹太人越来越被视为异类，许多社会活动都禁止犹太人参与，包括足球联赛。

即便如此，渐渐长大的海茵茨仍然成为Kleeblatt 11人队的狂热拥趸，11人队1914年刚刚荣膺全国足球联赛冠军。海茵茨不顾父母让他遵守法律的命令，拒绝远离他钟爱球队的比赛。他会偷偷地溜进体育馆，有时候和弟弟沃尔特或者某个朋友一块，假装不是犹太人。基辛格本人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说：“至于风险，最多不过是挨顿揍而已。”

基辛格所说的情况并不是很少见，有一次，他和弟弟在看比赛时被揪了出来，并被一伙孩子暴打了一顿。哥俩不敢让父母知道，就告诉了管家阿姨，阿姨给他们收拾干净，替他们隐藏了这个秘密。

基辛格对足球的热爱远超过他的球技，但丝毫不妨碍他一试身手的能力。在一个尘埃未定的世界里，足球是这个男孩唯一的寄托和发泄途径。基辛格少年时代在菲尔特的朋友、后来移民到芝加哥的保罗·史蒂菲尔（Paul Stielfel）回忆说：“他是我们那帮踢球的孩子里头最小最瘦的一个。”但基辛格缺啥补啥，力量差他就做健身练习。有一年他甚至当选班级足球队的队长，当然更多是因为他的领袖才能而非球技。

菲尔特的犹太人有自己的体育俱乐部。基辛格的同学亨利·基特尔曼（Henry Gitterman）说：“我父亲曾经是菲尔特市市队的队员。犹太人遭到排斥之后，他们就在一家犹太体育俱乐部成立了自己的球队。”设施十分简陋：比赛用地是块插着门柱的土场，体育馆也不过是间旧仓库。不过所有这些却成了他们躲避四处游荡的青年纳粹团伙，远离日益危险的世界的天堂。

年轻的基辛格是个非常争强好胜的家伙。在铺满鹅卵石的后院里，他常和约翰·黑曼（John Heiman，基辛格表亲，曾在基辛格家寄宿五年）一对一单挑。黑曼回忆说：“比赛结束时，如果领先，基辛格便不说什么，如果他落后，那么我就得一直陪着踢下去，直到他扳平为止。”

基辛格更擅长的还是伏尔科球（Volkerball），通常是五人一组，各站一边，目标是将球打在对方队员的身上。基辛格喜欢当接球手，即站在对方队员身后，接住队友扔出的球。他后来说：“这是我所擅长的为数不多的运动项目之一。”

作为学生的基辛格要远比作为运动员的基辛格出色得多。和父亲一样。他举止颇有学者风度。弟弟沃尔特印象里的哥哥是“书虫一个，性格内向”。儿时伙伴乔希博格（Jochsberger）说她记忆里的基辛格“腋下夹着本书，总是如此。”母亲感到很担心，怕儿子沉溺书本，不愿面对这个并不友善的现实世界。她后来回忆道：“他在退缩，有时候不够外向，因为他掉进书坑了。”

弟弟沃尔特比海茵茨·基辛格小一岁，两人长得像极了，都很瘦，而且都是一头金发，都像父亲那样长着对大耳朵。不过哥俩脾气却迥然各异。海茵茨害羞，敏感，感情不那么丰富，像他父亲一样总有点惴惴不安，又极严肃认真，喜欢思考。沃尔特则顽皮好动，喜欢交往，活泼而又实际，更善于运动而且像他母亲那样脚踏实地。不过即使海茵茨有点孤僻，但是朋友们敬重他的才智，还是推举他当老大。沃尔特混起社会来则更加老练，善于独断专行，遇事更会煽风点火而不是当领导。他的父亲曾说：“亨利总是那个思考者，他比较内向。而沃尔特更像是个实践者，外向一些。”

路易斯做梦都想让两个宝贝儿子上国立高中。在犹太学校就读多年后，海茵茨也想换换地方。但当他申请国立高中时，反犹主义风潮已然阴霾密布。海茵茨因为犹太人身份被学校拒收了。他后来去的希伯来实科学校其实在教学水平上一点也不差，特别是历史（包括德意志和犹太人史）、外语（基辛格当时学的是英语）和文学样样都行。学校不大，每个年级只有30名学生，男女生各占一半。公立学校系统拒绝接收犹太人入学后，纽伦堡许多犹太儿童便大老远跑来上学，这时每个年级人数便增加到50人。在这里，宗教是个大事。每天，基辛格和朋友们要花两小时学习《圣经》和犹太教法典。

基辛格非常敬爱父亲，但亲近中却也对父亲保持超然、客观的评价。他后来回忆说：“我父亲是你能想象得到的最绅士的一个人，绅士得无与伦比。善恶问题从不会在他那儿成为问题，因为他压根没想过天底下还会有恶事。他没法想象纳粹意味着什么。他那种绅士优雅风范是纯粹的，绝无牵强和奉承。”路易斯颇有文化气，对文学和古典音乐尤为钟爱，这位犹太教师私人收藏的唱片数量极为可观，还拥有一架立式钢琴，不论唱片声悠悠响起还是亲自演奏钢琴，犹太教师都是全心投入，如痴如醉。路易斯为人睿智而富于同情心，邻居有事都愿意找他咨询。儿子评价说：“（爸爸）自己并不把自己当成道德家。但是他言行如此卓越，自然而然便成了典范。”不过路易斯的两个儿子倒是不怎么愿意找他解决问题。基辛格说：“他对于子女出现问题不能理解，总认为他们不应该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也不会理解一个10岁男孩会有的那类问题。”

葆拉·基辛格不一样，处理家庭危机她十分在行。基辛格认为，父亲应该为娶了一个朴实、什么事情都能拿主意的老婆感到庆幸。母亲是残酷现实的幸存者，因此为人来得更加实际。“她脑子里可没那么多大道理或者终极关怀之类的东西。她只关心那些必须去做的事情。”葆拉眼光锐利，直觉敏感。别看她总是脸上挂着笑容，举止朴实优雅，但在保护家庭方面决不含糊。刚毅得很。她没丈夫和儿子的思想那么深邃和有学问，可她对自己该做什么以及她周围人们都在琢磨些什么可是一清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