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菲尔特逗留期间，基辛格还找过儿时的伙伴。大部分迁走，留下的死在集中营。唯一的幸存者是他的同学和球友赫尔莫特·雷斯纳尔，基辛格在一个非犹太人家庭找到了他。1941年，雷斯纳尔全家和全城所有最富的犹太人都被运去北边数百英里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雷斯纳尔的父母和近五万名犹太人死于饥饿、医学试验和其他残酷刑罚。雷斯纳尔和其他两万余人于1945年4月被及时赶到的巴顿将军率领的第三军解救。他辗转回乡，找熟人栖身。基辛格找到他那儿时，雷斯纳尔立刻认出了老同学。“他很自然，很热情，也很有同情心。”雷斯纳尔回忆说。不过两人谈起往事时都极力克制着情绪。雷斯纳尔称：“后来亨利告诉我说，那次我跟他说起过去的事，如果当时我忍不住哭了的话，他很可能会听不下去。”过后，基辛格一连几个月对雷斯纳尔问寒问暖，接济家用，直到老同学身体完全康复。一年后，雷斯纳尔准备移民去纽约投靠姑妈前，基辛格给雷斯纳尔的姑妈写了封长信，告诉她如何做好准备。信中，他揭示了从大屠杀幸存者们了解到的一些痛苦的生存经验：

我觉得有必要给您写封信，因为美国国内对那些在集中营待过的人士有着完全错误的认识……

集中营不只是死亡作坊，它们也是考验场。那里的人们都坚忍不拔，为的只是活下去，除了自己的命，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任何哪怕最小的疏忽都是致命的错误。集中营里满是肮脏和疯狂，人命贱如草芥，活在其中必定得在精神和意志上有超人般的能力，才能获得求生的意志。知识分子、理想主义者、德行高尚者统统没有机会……一旦下定决心想要活命，就必须抱定一个目标坚持到底，这些对生活在美国国内、受到保护的人们而言都是无法想象的。要想活命，就不能为凡夫俗子的道德纲常所羁绊，必须抛开常人的道义标准，不顾一切地保住自己。只有通过撒谎、欺骗、想方设法填饱肚子才能求得苟活。老者、弱者没有机会。

突然有一天，解放了，自由了。但幸存者们并不在正常的人性生活的范畴之内。他们学会的是，回忆过去意味着悲伤，悲伤又代表着软弱，而软弱是死亡的代名词。他们晓得，既已挺过了集中营生活，获得自由后的生存更不在话下。因此他们唯一所求的——就像在集中营中只求活命那样——就是在安详宁静中生活下去，也完全不管不顾人们如何看待他们——就像在集中营里完全不再顾及正常人的礼仪道德那样。总而言之，他们不希望任何怜悯和施舍。怜悯会让他们感到不舒服和神经质。

如果您认为即将到来的是个受过沉重打击和遭遇挫败的男孩的话，您就大错特错了。赫尔莫特是个男人。他经历的事情比许多人一辈子见到的还多……赫尔莫特会比较希望能够自立一些，不愿人们迁就他，他希望过普通人的生活——但是，是靠自己建立的生活。

雷斯纳尔的确过的是自己建立的生活，终其一生。他在长岛开起了雷斯纳尔化学有限公司，在新海德公园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

基辛格这封信触及一个在他今后职业生涯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即道德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张力问题，至少在他自己看来，这一张力是存在的。他在冷酷的现实主义者（大屠杀的幸存者）和“德行高尚者”（在残酷环境中必死无疑的人）之间进行对照，并提出：生存有时要求人们放弃坚守道德标准，这对在保护伞下生活的人们来说是无法理解的。多年后，基辛格仍不时将强调道义原则等同为示弱。其实，可以用下面这句他描述大屠杀受难者的话来形容基辛格自己：“他们已经见识过人性中最邪恶的一面，谁又能因为他们疑心太重就对其横加指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