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世纪50年代时，海涅的论断—即罗斯柴尔德某种意义上是革命的盟友，似乎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并被一种新的批判言论替代，即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是旧有体制的卫道士，还是原始资本家以及经济剥削者。19世纪40年代，更多的革命“左派”作家更倾向于将新的批判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犹太人身份等同起来—尽管这种论调从没有真正解释过为何在经济活动方面，犹太人应该拥有与异教徒不同的态度。（如果只是出于好奇和增添见识的原因需要一个更清晰的解释，说明罗斯柴尔德事业上的成功归功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与种族，我们需要再次翻翻迪斯雷利的《科宁斯比》以及《坦克雷德》。）

进一步的甄别是有可能的。在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人们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其他犹太人分离开—即上流银行，分别是以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为代表的“新兴”银行，以及以圣西蒙教派的佩雷尔兄弟为代表所创立的动产信托公司。这样一来，动产信托公司被许多作家刻画成法国财政方面挑战罗斯柴尔德家族统治地位的“斗士”—即在拿破仑三世期望摆脱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方面，挑战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权威。与大多数公开批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种族言论不同的是，这次刻画的论据让人尊敬：动产信托公司今天有时仍被描绘成是一种革命性的新式银行，追求的是将工业化作为发展战略，这一点与那些“陈旧的”、以罗斯柴尔德银行为首的寄生式私人银行截然不同。但是当时许多人—最著名的是金融家胡莱斯·伊萨克·米雷利斯—有时将这种特色上的差异归结为两个家族不同的文化背景（佩雷尔家族是西班牙系犹太人，而罗斯柴尔德家族是阿什肯纳兹人，即中欧犹太人）。其他一些人则以更传统的政治术语来看待这种差异：罗斯柴尔德代表的是“金钱贵族”和“金融封建主义”，而他的对手代表的则是“金融民主”和经济界的“1789”（当年最大的事件是《人权宣言》的发表）。以这些观点来看，19世纪60年代动产信托公司的衰落似乎远不只是一个金融事件：它是第二帝国崩溃的预兆。即使在现代历史学中，詹姆斯著名的警句“国王，已是明日黄花”，也经常被引用为波拿巴政权的丧钟，以及彰显上流银行在法国优越政治地位的论断。

不过，1870年一个共和国的诞生与法国反罗斯柴尔德的文学潮流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此时，针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批评声音更多的来自革命“右派”，而不是“左派”。对那些势利的学院派保守人士如龚古尔兄弟来说，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似乎是“被放逐的国王……垂涎一切，控制着一切”。在共和的幌子下，专制主义卷土重来，不过与之前消亡的帝王和帝国版本的专制不同，这次是腐败的联合专制。1882年，联合银行倒闭，这一事件也成为另一批攻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出版物出现的导火索，联合银行的创始人尖刻地谴责了“犹太金融”和它的“政府共济会”盟友。在埃米尔·佐拉的小说《金钱》（L’Argent）中，他将这起事件描述成贡德曼（以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为原型的书中人物）的一次大胜，“（他是）银行家之王，证券交易所和全世界的主宰……这个人了解所有秘密，市场涨跌依赖他的个人喜好，就如上帝摆弄电闪雷鸣一样……他是黄金之王”。但是佐拉至少承认，那些反犹太人的天主教徒曾经试图推翻贡德曼。而爱德华·德吕蒙在他的《犹太人法国》（1886年）一书中，表达了一种非常扭曲的想法，即联合银行本身也是犹太人建立起来劫掠天主教徒血汗钱的。“上帝罗斯柴尔德，”德吕蒙总结称，“是法国真正的‘主人’。”抛出类似言论的另一个人是奥古斯特·希拉克，他在《共和国的帝王们》（1883年）和《1870~1884年间的投机》（1887年）中，公开抨击共和国向“一个名叫罗斯柴尔德的国王”屈服，而且“这个国王带着一个名叫‘犹太金融’的情妇或女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