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这种相对缺乏学术研究的现象还有一个进一步的解释，就是如此多的材料很难驾驭。档案文件的数量是极为庞大的。“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都是写信成癖的人，”夏洛特·罗斯柴尔德1874年给孩子们的信中写道，“如果不写信和收到信件，我们就活不下去了。”这是再真实不过的情节。伦敦档案文件中最重要的信件就是所谓的“私人信件”（XI/109系列），都是银行合伙人之间的信件，它跨越的时间为1812~1898年。所有信件装满了135个箱子。这些信件的内容，我在文中大概引用了5 000封。（为表明这一系列信件的相对重要性，我给大家列个数字，即我和我的研究人员从档案文件中完全或部分摘译的信件约有13 000封。）这种私人—指信件只有合伙人以及他们偶尔用到的书记员才能看到，当然也会有一些例外情况—之间的通信频率多种多样，根据业务量、政治消息、各分行的合伙人数量以及一年中时间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有时，巴黎的合伙人在平静的一周里只寄出两三封信；但在活动高峰期，3个合伙人一天内就可能写一到两封信。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848年3月，伦敦合伙人至少接到了欧洲大陆合伙人的6封重要的私人信件。这些信件内容通常十分冗长，尤其合伙人制度建立初期，阿姆谢尔和萨洛蒙通常会给兄弟们寄五六封信，信里掺杂了政治消息、金融信息、业务咨询和答案，以及家庭琐事和个人抱怨等。这些信件，可以这么说，就是19世纪相互联系的“电话”，信件包含了今天的生意人很少写到纸上的信息。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通讯方式按照19世纪的标准来衡量也不是典型的。首先，由于他们的合伙人所处的地区并不非常分散，如果罗斯柴尔德对手中的较少数人也以这种方式定期进行联络，那么在其他银行业档案文件中就不可能找不到类似的系列信件。第二，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的联络超乎寻常，他们信件中包含的政治情报通常具有极高的价值。当詹姆斯在19世纪40年代说，他“每天”都能够见到路易·菲利普国王并非夸大其词，政治危机期间，他确实是这样做的。他写给伦敦的信—我利用得最为充分的信件系列—是19世纪金融和外交史最重要的宝贵资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