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森为何要去英国？由于缺乏最有力的证据，大多数历史学家采用了内森自己提供的解释—1834年他和下议院议员托马斯·福韦尔·巴克斯顿联系时提及—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离开的原因的：

那里（法兰克福）没有足够的房间供我们所有人居住。我买卖英国货物，一个大交易商就来自英国，他控制了大片的市场：他确实是个影响力巨大的人，只要他卖给我们货物，就相当于帮了我们一个大忙。但不知怎么，我冒犯了他，然后他拒绝给我看他的货样。在一个星期二，我对父亲说：“我要去英国。”我除了德语，什么语言都不会说。但星期四的时候，我踏上了去英国的旅程……

我们没理由怀疑这个版本的解释完全是虚构的。内森是一个事业心极强、极具竞争意识的人，在他的生意中受到冒犯或冒犯别人都是很容易的事，因此不难想象他处理供货商不合作这件事是多么的急切。但是，在许多方面，他这个解释有一定的误导性。他可能是想将自己白手起家的故事浪漫化；可能是迁就某位休戚相关人士的利益（后者更契合内森的性格）。无论如何，他父亲不太可能将一笔巨款—内森跟巴克斯顿提到的2万英镑，相当于1797年资产负债表净利润的两倍—仅仅因为一个年轻人的冲动就轻易托付给他。不论内森带了多少“启动”资金，认为他只不过是执行父亲指令的想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内森充当法兰克福代理人的身份必须很快被隐瞒，这也使得许多历史学家断定，内森一抵达英国即独立于父亲和几个兄弟之外，有效地建立了自己的业务网络。但是老迈耶的公司在这个时期留下的业绩证据却道出了不同的事实：一开始，内森接收从法兰克福发来的指令—实际上，他的哥哥萨洛蒙在1801年受委派前往英国协助他—他也是逐渐地才以自己的账户开展交易。内森早期从伦敦和曼彻斯特寄出的一些信件都签着“致父亲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父子之间的通信很明显比较频繁（尽管仅有极少数保存了下来），而且内森也经常以父亲的名义给萨洛蒙位于伦敦的公司写信，即萨洛蒙与哈曼有限公司，这个公司负责法兰克福公司在英国伦敦的保险以及银行业务。这个时期的通信通常以这样的词句开头，“父亲希望我写信给你”或“根据我刚刚从父亲那里接到的指示”。

有一次，一家公司让内森感到失望，结果被他警告说，如果他再遇到“类似的投诉……我肯定父亲会命令我找另一个能胜任业务的人”。另一次，他告知萨洛蒙：“今天早上我收到家里的来信，信中说父亲对你的打包工作非常不满，还要求我在你重视装运之前不得再往伦敦发送任何货物。”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内森运往欧洲大陆的布料货柜上都印着“MAR”几个字母，即“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首字母的组合；印着这3个字母的货柜数量也日益增加。内森还向父亲隐瞒了自己在1802年夏季感染小病的情况，他不想让父亲觉得自己不能承担—或其他什么原因—处理公司业务的职责。在他痊愈后不久，在写给一个执拗的法国客户的信中，他给后人留下了对他父亲性格最坦诚的描述，他是这样写的：“你认为我父亲会在利润没有保证的前提下，承担风险卖出货物？你大错特错了，我父亲的烟囱在没有利润的情况下绝不会冒烟。”10天后，他收到了父亲的一封来信，训斥他没有“定期”记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