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以别人的名义进行的统一公债买卖对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何如此重要？答案就包含在这些投资如何实现的方式中。乍看起来，这种业务不可能赚到大量的利润，因为迈耶·阿姆谢尔每笔买卖只收取0.125%的佣金。但仔细察看，就会发现其中另有奥妙。威廉实际上并不会为每次买卖立刻提供所有的现金，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积极地在购买公债，尽管是以他的名义进行的，但资金大部分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借来的。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能够以市价的一个比例先付一部分钱，等到“清算日”到来时再支付全部款项。这一过程中包含了双重投机：对公债价格以及对古尔登　英镑的兑换比率的投机。但迈耶·阿姆谢尔并不乐意这样做。他更喜欢从威廉接受的价格、汇率与他儿子在伦敦实际支付时的价格、汇率之间的差异中寻求利益。前三起买卖中，价格之间的差异占到了订单总额的2%，这反映了在英国反对拿破仑的动荡时期，统一公债的价格正在滑落。迈耶·阿姆谢尔也可能（尽管无法求证）从汇率差异中获得了一些利润。

选帝侯可能对正在发生的事起了疑心：当1811年统一公债的价格达到面值62.5%的低点时，他下令暂停新交易，并要求在次年5月前停止向伦敦汇钱结清之前的买卖。但是这可能刚好合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胃口。因为公债在威廉付清款项前一直是以内森的名义登记的，这意味着即便到了1813年3月，面值总额为121 000英镑的公债名义上都是内森的。当然，它们绝大部分是用借来的钱购买的，并且，从选帝侯的资金到位的那刻起，到债券正式过户给他或他的代理人，罗斯柴尔德家族还需支付这段时间内的利息。另一方面，这其中可能存在一些困难，因为将所有权证书从伦敦送到身处布拉格的选帝侯那里并不容易。无论内森从市价与汇率中赚取的利润有多少，买卖价值超过60万英镑的公债，实际掌握着10多万英镑资金的事实，标志着伦敦一股新兴金融力量的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如卡尔后来提到的那样，它给内森提供了一种“安全感”—因为人们认为他掌握的资金资源实际上超过了家族实际掌控的资金源。阿姆谢尔在1818年写给弟弟们的信里，道出了这一点的重要意义：“如果不是我们在布拉格为他争取到了选帝侯股票中的一笔大交易，内森在战争期间不可能赚到13.2万英镑那么多的钱……那时，内森甚至连股票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实际上，战争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将威廉的一部分金融实力变成他们自己的囊中之物。

另一方面，这种安全感的代价是欧洲大陆上极度的不安全。罗斯柴尔德家族替威廉工作的风险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法国当局急切地追寻着选帝侯财富的下落，他们也准备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比如，按照1808年的《柏林协定》，拿破仑放宽了有利于选帝侯债务人的一项条款，即如果他们与法国当局而不是与威廉达成协议，他们的债务就能获得减免。更让人担忧的是，拉格朗日将军带着他收到的贿赂离任，迈耶·阿姆谢尔的办公室随后遭到法国警方的搜查，普赖和乔迪斯公司也是如此。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迈耶·阿姆谢尔保管的4个箱子被藏到了前面提到的秘密地窖里。1808年8月，萨洛蒙遭到一名法国警官的质询，另一家银行的代表因被怀疑替威廉工作，也遭遇了萨洛蒙同样的经历；随后的一个月里，布德鲁斯和伦内普遭到短暂羁押。这一情形在第二年夏天再次上演，当时发生了一起小规模反法暴动。驻威斯特伐利亚的警方特派员—一个叫做萨瓦奈的人—下令再次逮捕布德鲁斯和伦内普；然后，根据罗斯柴尔德家族一个竞争对手提供的情报，他随同法兰克福一名高级警官前往迈耶·阿姆谢尔的办公室，随后在那里上演了一出非常怪异的讯问—法国人试图让迈耶·阿姆谢尔承认以威廉的名义向暴动发起人提供了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