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阿姆谢尔同样非常焦急地想知道伦敦每天的消息，他让内森通过多种途径给他寄信—经巴黎和阿姆斯特丹以及敦刻尔克—并用不同颜色的信封，这样他在邮局里的联系人扫一眼信封就能知道汇率是涨了（蓝色）还是跌了（红色）。

而且，即便拥有了快速通信的便利，仍有可能犯错。1814年7月，内森出乎意料地—“像一个疯子”—给法兰克福的兄弟们汇去了十几万英镑。这立刻导致了法兰克福英镑的贬值；下滑趋势一直持续到8月，并且扩展到了阿姆斯特丹，“沮丧”的卡尔开始担忧内森失去了对市场的控制。萨洛蒙紧张地警告内森不要“把英镑压到某个水平以下”：“如果你不小心谨慎，你就很难再控制住股票交易所。”即便事态停止了恶化，但欧洲大陆对英镑的信心却遭到了重大打击。这种焦虑也被阿姆谢尔的自信进一步复杂化（这可能是因为，正如他自己担心的那样，坏消息没有尽快地到达他那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卡尔觉得应该停止投机英镑了：

如果早一点将这点写信告诉（在柏林）的阿姆谢尔，他就会采取截然相反的做法，他会毫不犹豫地买进英镑。没人能够想象我所经历的事。他抵达莱比锡后，立刻以汇率136的价格购进了1万英镑。他的想法是英镑汇率会升到140，但是升到140后，他仍然不能决定是否抛出。他仍然坚持认为它会升到150左右……如果你那时写信给他，在自己头脑中有一个确定的数量，告诉他一半的数量，那么他就会毫不迟疑地买进更多的英镑。

当阿姆谢尔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他感到“目瞪口呆”—他对英镑在柏林下跌也负有很大的责任。对于弟弟们的批评，“我还不够小心吗？”他反驳说。“你是希望在雨中跑出去而不淋湿自己。”萨洛蒙忧虑地总结，认为是内森指责过了头：“世界上没人能够在任何时候固定住英镑的汇率，除非一个政府做好准备，愿意在一年内拿50万英镑去冒险，以实施一项货币计划……我真的认为，不存在某个时刻买进英镑能够阻止英镑下跌的情况，因为这个世界上这种货币已经太多了。”詹姆斯甚至建议改变战略：以持续下跌为预期，增加英镑的债务。从这时起，兄弟几个才慢慢对英镑恢复信心。到1814年11月的时候，詹姆斯发现时机再次成熟，他应该再次在汉堡股票交易所亮相来推高英镑，他在第二年初访问柏林时也确实如愿以偿。到1815年2月的时候，他能够信心百倍地向内森报告说：“在巴黎，英镑是升还是跌完全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从补贴款中赚取利润还有一种间接的方法：投机价格波动的债券。与汇率一样，债券价格对大规模国际款项转移反应高度灵敏，对相关的政治发展趋势同样如此。譬如，1812年2~10月间，俄罗斯债券的价格从其票面价格的65%跌到了25%，原因是法国入侵导致国债利息暂时停止发放。法国人从莫斯科撤军的消息让债券价格重振旗鼓：1812年11月30日，它们在阿姆斯特丹的价格升到了票面价格的35%，1813年3月升到了50%，只有当拿破仑6月在萨克森获胜的消息传出后，它才再次跌到41%。而当盟军胜利消息的临近，俄罗斯债券的价格飙升，英国的补助款也为利息的支付提供了强有力的预期。这也让那些预测法国即将战败的人开始购买英国盟国的国债，尽管这些国家当时还处在风雨飘摇当中。罗斯柴尔德兄弟也试图尝试，尽管涉足时已经很晚。内森派摩西·蒙蒂菲奥里前往巴黎进行一些投机买卖时，俄罗斯债券的价格已经接近票面价格。但是，詹姆斯相信它们的价格还会上升，因为他从热尔韦那里得知，债券利息即将发放。阿姆谢尔在1815年8月也从邻近的德国诸侯国购买了一定数量的债券。1815年3月，罗斯柴尔德几兄弟依据类似的计算，推高了奥地利债券。但是，从这些交易中赚到的钱远远少于套汇和期汇投机。实际上，持续的债券买卖非常可能导致惨痛的亏损—其中的原因将变得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