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罗斯柴尔德家族金融霸权的最大威胁或许还是来自政治方面。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法国的胜利给欧洲外交带来了新的不确定因素。一直到1870年，他效仿他叔父的可能性从来就没有完全消失。与此同时，国际游戏规则也由于各地不断涌现的政治家—比较著名的有帕默斯顿、凯沃尔和俾斯麦—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国际利益，而且对大炮的信任与对国际会议的信任几乎是一样的。与1815年开始到1848年结束的相对平静的30余年相比，接下来的35年的基本特点就是欧洲大陆延绵不断的战争（先不说美洲）：对于这些战事，罗斯柴尔德家族无奈地发现，虽然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们已经无力阻止。

在1848年5月，夏洛特·德·罗斯柴尔德声称，她确信“欧洲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将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她的信心在法国大革命出现衰落的时候得到了验证。在19世纪下半叶，威胁帝王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危险确实在减少。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光明未来取决于家族所具备的迎接新挑战的能力。当然，民族主义以及那个时代风行的社会主义思想将会成为必须面对的最大挑战—特别是在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献给苏珊、费利克斯和弗雷亚

我只是不明白为何我们要求你们不要做某件事的时候，这件事却没有任何原因地发生了；每个人一定知道对于他所在的地方，什么是最好的。

詹姆斯

1836年10月致他英国的侄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