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之后的艰难岁月里，詹姆斯和他的兄弟们一直劝诫大国避免开战。如果说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其实有些夸大了他们对于大国外交的影响力；实际情况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和平。但是，在罗斯柴尔德和平主义的核心中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因为那些采纳他们的建议避免国际冲突的国家，同时也在缩减他们的军事开支，进而减少了对贷款的需求。这意味着1833年之后，所有大国都一一停止了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业务往来。和平似乎让5家罗斯柴尔德银行变得多余。

这一现象对于巴黎分行尤为明显，在那里，对于新贷款的需求几乎完全消失。1834年成立的关税联盟让普鲁士的收入增加，而开支则没有增加抑或下降，这使得它能够将总体开支减少一半，需要借贷的比例已经从1821年的22%减少到1850年的11%。到19世纪中期，普鲁士的收入增加了3倍，而公共债务只增加了两倍。这样一来，在1844年当重新谈判恢复转换1818年英镑债券的有关事宜时，罗斯柴尔德希望以此带来新贷款业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他们的老朋友罗特尔已经用不着贷款了。

在英国，情况也是如此，1848年之前的一段时期，公共借贷几乎缩减为零。1835年，补偿西印度奴隶主的贷款是英国政府在克里米亚战争前筹措的最后一笔大额贷款。这首先反映了英国公共财政所进行的自由化改革，这与保守领袖罗伯特·皮尔的职业生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835年之后的数年里，辉格党政府遭到了皮尔的猛烈攻击，因为政府财政出现了赤字，尽管从经济环境的角度看，这些赤字的数额微不足道。1836~1841年这5年内，政府的净借款只约为400万英镑。但是，辉格党仅够糊口的财政收入也让皮尔的攻击站得住脚，此外，大多数超出收入的开支来自于海外“冒险”的事实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1839年资助的一项涉及500万英镑国债的业务（由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分行愉快地独自接受）便是这些冒险当中的一个例子。皮尔1841年压倒性地赢得了大选，他一上任便提出经济“疗法”—花费20年时间思考自由主义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产物，它包含了四个方面。第一个也是最为常规的举措，是实施了一次转换债券行动，将2.5亿英镑的股票利息从3.5%降到了3.25%；第二个也是前所未有的举措，他重新采用了收入税（统一税率，超过150英镑的收入，每增加一英镑征收2.92便士），将其作为战争时期的权宜之计；第三个利用他从1819年领导货币政策委员会时就开始制定的货币政策概念，他重新修订了英格兰银行的章程，试图进一步完善金银本位体系。最后，效仿赫斯基森19世纪20年代的做法以及遵从经典经济学家的自由放任原则，他加快了贸易自由化的步伐，削减了大量的进口税。在1842~1846年间，共有605项进口税被废止，另有1 035项进口税被削减。这一过程的高潮是《玉米法》的废除，这一举措也触及了皮尔等大部分支持者的利益，他们将其视为背叛了1841年大选期间对农村选民所作出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