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想到，罗斯柴尔德家族自身对于这种大规模且通常是诽谤性的媒体报道感到心惊胆战。在写给普鲁士政府的一封信中，安塞尔姆对于他所称的“对我们生意的角色和道德最邪恶且毫无根据的污蔑”感到悲哀。但是，他们几乎什么也做不了，法国没有媒体审查机制；只有当类似的书在普鲁士出现时，他们才通过游说予以查封，当时他们特意提醒普鲁士政府（应该考虑一下）在过去所提供的“重要服务”。詹姆斯进行了无力的抗争，指责媒体无视卢德主义：“世界已不可能不依靠铁路，人们能够给《国民报》提供的一个最佳答案就是，如果法国选择远离铁路发展，如果他们希望达到恐吓世界禁止使用铁路的目标，那么所有的旅行者都将会利用其他铁路线”：

在一篇文章中，我问报纸是否希望看到法国……驱使文明倒退，他们是否竭力阻止铁路完成，因为他们全部的目的似乎就是如此，因此剩下的款项就不用支付（给我们），之后他们还可以很便宜地买回铁路；与此同时，每个人都能看到铁路在所有地方都在迅猛地发展。但是，我相信反对派不会实现他们的目标。我们最好让他们尽情地叫嚷吧……因此，我不支持对此提起法律诉讼，那样只会意味着此事将成为讨论的焦点，而可恶的奥格斯堡和科隆报纸一直反对我们。如果能利用此事而不是让它见诸报端，那是最好的结果。

考虑到诸如戴恩韦尔等作者所撰写的“有毒散文”，现代读者可能倾向于同情詹姆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私人信件显示，他们对于事故至少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麻木无情。当时，事故让人感到懊悔，但是主要是因为它对铁路公司财政带来的负面冲击。这种态度的形成最早可以在19世纪30年代圣日耳曼铁路上的一系列小事故中看到。当这些事故导致公司股价的大幅下跌时，詹姆斯谴责了媒体：

报纸被所有股票价格的骤然下跌吓坏了，而恰恰是它们需要为此负责。它们没有像英国报纸那样，不讨论任何事故，而且提供图表证明铁路事故的概率是如何低—当赫斯基森在曼彻斯特失去性命时……铁路并没有受到责怪—但在巴黎，情形恰好相反。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发生了事故，所有报纸都会问：“现在谁还愿意乘坐火车旅行？为何警察不管这事儿？”我想，如果你能通过佩雷尔安排一篇针对这些报纸的报道，解释一下股价下跌的真正原因，那将再好不过了。我发现圣日耳曼铁路的收入锐减，这可能就是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