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些身处法国的人来说，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从战争初期他们就看到了战败的明显迹象。战争爆发的时候，安塞尔姆碰巧就在巴黎，他对他的观点毫不隐瞒：“法国人充满了热情，但是普鲁士人有更高效的军事组织，而且后者的军队在人数上也处于绝对优势。”阿方斯也很悲观。“酒杯已经斟满，”他在7月20日宣称，“很不幸我们必须喝了它，而这杯酒非常苦涩。”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眼里，法国做错事情的早期迹象在于政府对战争引起的经济后果的反应。法兰西银行暂停黄金兑换以及严控货币离开巴黎的做法让阿方斯非常生气，因为他更倾向于依靠贴现率的手段进行调节。8月4日，大约价值200万法郎的白银被警察查扣，他们认为这是准备走私逃离法国。而事实上，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代表政府运到比利时用于交换黄金的。到12日，法兰西银行已经在政府的强制下暂停了兑换，而在此之后又对汇票进行了延期：在这些措施推出之后阿方斯没有辞去他在法兰西银行董事职位的唯一原因，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就是这可能会被看成“战争期间开小差的行为”。更让人警醒的事情是一名“高级军方人物”要求将他的一个装满债券的小包裹送到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进行保管。按照阿方斯的评论，“站在他的角度给出的这个说法，就像你可以想见的，唤醒了我们内心的怀疑，因此我们决定学着他的样子……”三天后，他们开始这样做了。8月11日，詹姆斯·爱德华将他收藏的珍本书籍和画作送了出去。随着危机的深化，债券被送到罗斯柴尔德在布鲁塞尔的代理兰伯特处。在色当战役当天，根据布雷希罗德的建议，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卖出了它所持有的科罗尼—明登铁路的股份，获得了可观的利润。

限制资本外流的措施是最让阿方斯担心的。从非常早的时期—前线战事出现转折的消息传来之前—他和他的兄弟们就担心战争可能在巴黎激发出一场革命。早在7月19日，居斯塔夫就想到了；一周之后，他的兄弟详细计划了当“左翼”在巴黎上演夺权闹剧时要采取的“拼死搏斗”战役的步骤。到那个时候，他仍然对政府能够控制住局面充满了信心。但是到了8月份的第一周，他觉得政府在尽力与资本外逃作斗争的过程中，自己也开始自暴自弃，任由自己“倒进革命的泥沼。曾经是贵族的那些人成为了嫌疑犯，今天成为嫌疑犯的却是生意人”。“危险来自于内部，而不是来自于普鲁士。”他在8月3日忧心忡忡地写道，“这里（巴黎）我们没有军队，而且如果运气不好的话，我们得遭受一些转折，谁也不知道平民会引发多么过分的愤怒情绪。”财政部长似乎无法抵御“某些内阁成员相信将回到法国共和时期的倾向”。如果不能很快传来战争胜利的消息，阿方斯在8月6日警告说，“革命党就会赢得先手”。仅3天后，革命似乎不再只是一种可能性，而是在没有军事胜利的情况下随时可能发生的事。当立法院的会议上不只是要求奥利维耶辞职，而且要求皇帝退位的时候，皇帝却正疯狂地在查伦斯试图动员一支新的军队。按照阿方斯的看法，帝国的没落现在已经是“一个既成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