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出现了，而且这是一个历史学家已经问过很多遍的问题。关于几乎是正好半个世纪之后在同一个地方形成的和平条款，当时谈判桌的两边所坐的代表正好反过来，德国是被打败的大国。这个问题就是：这些和平条款过分苛刻了吗？另一个经常提出来的关于1919年和平谈判的问题是，通过继续的战争来抵制这些条款，甚至是冒着引发国内革命和内战的危险也在所不惜，这样的做法是对还是错？这个悖论是领土要求—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有没有道理：奥地利在1859~1860年和1866年之间的两次战败之后都最终丧失了领土。然而，现在的这种要求却让法国人觉得无法接受。相反，赔款要求似乎明显过于苛刻，然而，法国人从一开始却好像更愿意接受这种方式。从很多方面看，甘姆贝塔乘坐热气球飞出巴黎去进行他的“全民总动员”是完全徒劳的，尽管新组建的军队确实给普鲁士占领军造成了意外的伤亡，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找到真正打败普鲁士人的任何机会。因此，推迟和平从内部稳定的角度来说所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而且对于修改普鲁士人提出的条款也没起到任何作用。

然而，与1919年后的魏玛共和国的经历相比较，这是一次很有启发意义的事件，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军事抵抗方面一次徒劳的尝试可以打消，或者说至少可以削弱由极左组织在色当战役之后新提出的“背后捅刀子”理论。截至1871年，没有人会怀疑法国“在战场上”被打败了；要是没有对共和党人胆怯的指责，作为反对派的右翼各派组织就无法团结。第二，巴黎逐渐沦落到无政府状态以及1871年夏天对巴黎公社的镇压，应该对在后面几代人中禁止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缓和的共和党人通过他们对极左派的共同抵制团结到了一起，而魏玛德国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第三，1870年后法国的大部分地区一直被普鲁士军队占领，这给温和的共和党人提供了一个尽快支付赔款的动机，而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没有这种情况存在；法国是在对方违约后曾经试图占领德国的领土，而不是在赔款之前。